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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连云港，有一家号称“国家正规报纸驻连云港工作站”的新闻机构，央视“焦点访谈”的记者发现，这个工作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借采访敲诈敛财。该站的工作人员以“记者”的身份招摇撞骗，如果采访对象不给钱，就以登报相要挟。
黑记者、假记者当然可恶，蹊跷的是，这些人的敲诈往往能够成功。并且，需要承认，确实也有一些丧失职业操守的真记者，假借采访之名，拉广告、收提成、拿红包，大发不义之财。
他们为什么能得逞？因为一些被采访对象自身有问题，有把柄可抓。比如用工单位，不尊重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比如污染企业，悄悄往河里排污；比如煤矿，忽视安全生产，以致事故频发。由于怕丑闻曝光，怕摊上大事，所以破财免灾，花钱买太平。如此的“黑吃黑”并不鲜见，一些公众事件，繁峙矿难、紫金污染事件之类，也都曾见识过“红包”的效用。
也有其他的敛财方式。在“黑记者把采访当生意，不给钱就登报”的新闻后，有人跟帖：拿钱把广告植入新闻中的记者也是黑记者，比“不给钱就登报”更普遍的是“给钱才登报”。某些记者借采访敛财与借职务之便谋私一样，都是变相的权力寻租，其所奉行的依然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逻辑。假记者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职业操守，他们做的原本就是诈骗的行当；无良记者则没什么职业责任心可言，在他们眼里，采访不是为了追寻真相，不过是“致富手段”，或者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和拉黑活儿的车、印伪钞的机器，没什么两样。
无良记者的存在，降低了公众对新闻人的尊重，以及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当你不再有底线、有尊严，别人就可以随意蹂躏你、指使你、收买你。什么新闻本位、社会公器、良知和责任，统统都不存在。只要我花钱，就可以“买”你为我所用，就可以将你操控于股掌之间。
媒体自身公信力的下降，与一些从业者的自甘堕落不无关系，也与舆论监督环境的优劣相关。在很多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去采访的记者比较难搞定，“红包”不起作用，有关部门和单位就会想方设法阻挠报道的顺利进行。新近发生的山东潍坊污染事件，就曝出有关部门曾经通知污染企业做好准备应对媒体。
应对的方式无外乎几种：严防死守，收买或者打压。阻挠采访是常见的应对媒体的方式。不接受采访，躲猫猫，隐藏真相，总之，防火防盗防记者，不提供你想要的信息，不配合你的报道，甚至扣押打骂记者。当采访成为“猫捉老鼠”的游戏，成为危险四伏的潜伏和暗访，记者需要“求爷爷告奶奶”，甚至连自身安全都成问题之时，还有什么真相和尊严可言？
另一种应对和“消灾”的方式，是去媒体游说公关，以阻止负面新闻的刊发或者播出。有的地方甚至动用权力直接干预，一纸禁令，让新闻报道“胎死腹中”。
权力的封杀，从另一方面摧毁着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一方面有赖于媒体人的自律，坚守职业底线，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一颗敬畏之心；另一方面有赖于权力对媒体应有的尊重。如果权力能够随意打压和封杀记者，那么企业就更有胆子将记者拒之门外；如果权力将记者当做仆从，企业就更乐于破财免灾，贿赂收买记者。各方胁迫之下，新闻人必然缺少应有的职业尊严和成就感，采访沦为赚钱的工具，无良记者的不断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