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里最重要的那颗分子”走了

    又一位大师与人们作别了。

    这位大师生前最爱讲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搞Polymer（注：高分子聚合物）的——聚合物嘛，一定要讲团结、讲凝聚力，你也是一颗分子，我也是一颗分子。”

    今天，这颗“最重要的分子”躺在成都东郊殡仪馆里，在千余人的默哀送别中，完成了人生“另一种的聚合”。

    6天前，也就是2月16日下午，我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僖，因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在成都辞世。

    对这位93岁的老人，许多人是陌生的。但他所从事的研究，却与每个人的生活相关。他在1953年参与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家塑料工厂，同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塑料专业，1960年又出版了新中国高等工科院校第一本高分子教科书《高分子化学原理》。

    他被称为我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有学生形象地称呼他为中国高分子的祖师爷。而最流行的称谓，还是“中国塑料之父”。

    在他工作过的四川大学高分子楼的门口，百余个花圈、近千条挽联，从一楼大厅延伸到三楼临时布置的追思堂。

    一家塑料行业的电子商务网站，今天在首页头条的位置发布了纪念徐僖的专题文章。一位学生说，似乎中国的高分子化工科研、产业领域，没有徐老未曾关心、扶持过的。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就是其中一位。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他师从徐僖学习和工作。“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郑强说。

    这种影响几乎深入骨髓。郑强曾在浙江大学工作，有一次，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浚生教授说：“郑强跟他老师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徐僖老先生的模子里倒出来的。”

    今年正月初三，郑强独自一人开车700多公里，从贵阳赶到成都，给恩师拜年。在老师的家里，他们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合照。

    几天之后，郑强闻知老师过世的噩耗，再次赶回成都。在追思堂前，这位大学校长跪倒在地，向老师长揖作别。他们那张并不清晰的合影，也成了徐僖最后的留影。

    在郑强眼里，如果把老师最大的贡献只归于中国高分子材料科学，就显得“太过狭隘”了。“徐僖先生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还是他对国家的热爱。”

    郑强说，对故土的爱，把振兴科技事业作为爱国的核心要素来践行，是年轻知识分子最需要向徐老学习的。不论是解放前赴美留学毅然归来，还是文革后决不随大流出走国外，徐老的爱国“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尽管在学术界早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但徐僖的身上看不出大牌的架子。

    1977年，在上海科学会堂的一次学术报告会后，时任上海交大高分子研究所讲师的王宗光，拦住了主讲人徐僖：“您是中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领路人，交大要恢复学科，请您帮忙！”

    没想到徐僖一口就答应了。他帮助建设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随后又担任所长，成为当时国家教委特批的“双聘教授”。

    他的“双聘”不是徒有虚名。王宗光记得，徐僖80岁之前，每年都会有几次亲自从成都远赴上海，一出机场、车站，就开始与师生交流，给青年教师讲做人、给学生讲理想，一待就是一周多。用徐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不断地完成交大人布置给他的家庭作业”。

    但他从没有在上海交大拿过一分钱的工资、津贴或补助。他逝世后，上海交大已经在他的专设账户上累存了70多万元的工资补贴，徐僖的家人也谢绝了这笔待遇。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吴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徐老多年存留于交大的工资、津贴基础上，以徐僖命名的奖助学金即将在上海交大设立，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像徐老一样、致力于献身高分子材料科学的青年学子。

    这样的奉献不止一次。2004年，他获评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他把50万元奖金全部拿了出来，设立了一笔奖助学金，用于资助困难学生。

    徐僖对于高分子科学的关切，不只限于上海交大这样实力雄厚的高校。“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学校，徐老更是不吝关怀。”2月21日下午，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廖青这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十多年前，徐僖在北服说过的一句话：我不管学校的大小，只要你们努力，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我就帮助你们，我就一个目的：把咱们的材料学科发展壮大，能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受人尊重。

    廖青说，与在上海交大一样，徐老在北服也从来是“爱人才不爱钱财”，把津贴全都贡献出来，给贫困的孩子读书用。廖青在北服的一位同事，在川大读博时，家庭经济出现了困难，徐僖知道后，不止一次为其购买京蓉两地间的机票。

    更多的学生则记住了这位老人瘦削、和蔼的形象。徐僖的办公室在高分子实验室大楼二楼，许多同学记得，每次他离开电梯时，总是要转过身来对电梯里的同学们挥手再见，笑着说“我到了”。

    “那种亲切的感觉总让大家忘记了他是杰出的科学家、高分子材料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而是特别像自己的爷爷。”一位学生说。

    即便是在年逾九旬的高龄，他还是会出席学校的学位授位仪式，亲手为毕业生的硕士帽、博士帽“挑穗子”。

    网友“胖出了身韵”曾在一个周末去实验室的路上，看到80多岁的徐先生“真的亲自到实验室”。她感到庆幸：尽管未拜师受业，我们仍有幸见到一些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顽固”老先生，崇德树人，躬身力行。

    得知院士离去的消息，她也感慨：“先生”是一个敬畏的词，这样的先生，越来越少了。

    本报成都2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