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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周六的下午，天津有两家按摩店都要提前结束营业。店主匆匆忙忙赶往同一地点。
住在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的李宝强出门较早一些。他住在天津的南郊，一家三口先搭出租车到公交车站，然后倒地铁，再换乘另一条地铁，经过30多公里才能到达。
位于市区的穆怀鹏一家要近得多。但即使这样，他们最迟下午4点也要出门赶公交车了——平常他们夜里也会营业。在路上，穆怀鹏和妻子紧跟在7岁女儿身后，他岳母则拖着一只行李箱。
终点到达，箱子打开，两位按摩店主就变成了候场的演员。晚上7点半，是他们每周一次演出的开场时间。
中国第一支盲人相声社团目前就在这里。演出地是过去的新兴电影院、如今的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宫。它主要由按摩师、民乐手、居委会残联委员、曲艺学校学生组成。就像创办人毛镝为它取的名字那样，“闻笑轩”，他们真的只能靠听觉感知笑声。
自带干粮去演出
20岁的北方曲艺学校学生辛梦先算是团里视力较好的一位。他能骑自行车去演出，路很远，好在有父母陪伴。脑瘫造成了他的残疾，走路都容易摔跤，骑车有助于他的锻炼。演出时他能瞧见前排观众的模样。
而这对于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都算奢望了。
迄今为止，“闻笑轩”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收入。这个社团还没进入售票的阶段。非但如此，他们自掏路费，有时自带干粮和水，尽量为团里省钱。
这也无法阻止他们参加演出。
团里还有成员从北京和河北省沧州市赶来，包括32岁的团长毛镝本人。外地演员的路费由毛镝“报销”。而他也只不过是从个人收入中拿出这笔钱。这位笛子演奏家曾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一员，目前是北京泰华天使艺术团——一家民营艺术团的民乐手。他以此谋生。
“闻笑轩”的每场演出都在毛镝的笛声中开场。他由别人搀着上台，吹奏一支《小开门》。人们在雅典和北京两届残奥会的闭幕式上都听过他的笛声。等到“闻笑轩”来到他的母校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演出，成员们发现，“厕所对过就是毛镝的照片”。
他是这所学校的传奇人物之一。毛镝的照片被放得很大，下面有汉字和盲文介绍，称他是“民乐童星”。
长在曲艺之乡天津的毛镝喜欢相声。他多年的朋友穆怀鹏也喜欢相声。毛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创办“闻笑轩”，“多一半是为了穆老师”——在盲人的世界里，很多人像穆怀鹏这样喜爱曲艺，却少有登台的机会。
我不需要同情，我需要你笑
35岁的穆怀鹏最近出演了导演娄烨的新电影《推拿》。但他的本职是按摩师。他9岁跟一位“很专业”的邻居学习快板，后来师傅改行卖油条去了，他还是痴迷快板、评书和相声。从盲校毕业后，为了生计，他做了按摩师。
“闻笑轩”在2010年11月28日那天成立，在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礼堂里，成员有“四个半”，穆怀鹏和妻子刘淑旭都算在内，他们当时4岁的女儿穆德佳算半个。
毛镝说，他听很多艺术家说过，盲人是不能说相声的。曾和马三立搭档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庆森失明后就告别舞台，何况别人？相声演员的眼神和动作都是表演的载体，盲人具有天然劣势。
他所在的艺术团里，人们对于“闻笑轩”的看法也不一致。有的团领导表示愿意负担“闻笑轩”的开支，也有人不看好。毛镝一赌气，决定自己出钱。
他负责外地演员的路费以及偶尔的演员餐饮费，目前每月800元左右。其他人很久以后才知道毛镝是自掏腰包。“他要是一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肯定都不同意。”穆怀鹏说。
成立之初的“闻笑轩”在北京地安门内的一家茶馆短暂演出过两个月，直到那位无偿为他们提供场地的茶馆老板改了行。
他们在节目形式上也遇到过挑战。毛镝试过“暗场相声”——将舞台上的面光关掉，使观众看不到演员的表情。他以为这样就会使观众舒服一些。
一直有观众告诉他们，看到盲人说相声，“笑不出来”。“你们盲人站在那儿我就想哭。”
毛镝以为暗场相声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发现这是“自欺欺人”。
他们结束了这样的尝试，不得不直面世人的眼光。
人们对盲人世界太过陌生，以至有人在电话里对毛镝说：“听不出您是盲人啊！”他哭笑不得。在一段精彩的演出过后，穆怀鹏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你是“看得见的”吧，否则，“你的动作是怎么练的”？他感到“很囧”，不知如何回答。
另一种常见的观众反应是“你们太不简单了、太不容易了”。很多演员被观众追问过此类问题：你平时怎么做饭呢，你怎么发短信呢——你怎么活呀！
他对记者说，以往常把残疾人塑造成“催人泪下”让人同情的形象，他们希望扭转这种印象。
“我在这儿不需要同情，不需要你替我伤心难过，我需要你笑。”他说。
他默记舞台的方位，只要没有必要，就不让别人领着登台，为了“尽量不给人传递跟节目相反的信息”。他恨不得“开场板一过就得要掌声，三句话就有笑点”，但如果自己被人领上台，就会使观众注意力转移到盲人身份之上，“光顾着同情了”，精心准备的开门包袱就没用了。
他渴求真诚的喝彩，而非同情的掌声。他人生的第一次笛子表演以失败告终，笛膜破了，可观众为了安慰他，拼命鼓掌。他听了并不舒服。他说，相声跟别的艺术形式不一样，掌声可以骗人，但台下的笑声骗不了人。
您这是诺基亚的iPhone几呀
“闻笑轩”的主持人，是为盲人服务的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志愿者。在毛镝看来，如果主持人也是残疾人，很多健全观众就会觉得置身于圈子之外，无法融入。
“闻笑轩”经历了滚雪球式的发展。成员目前已有15人。很多盲人在微博上给毛镝留言，跃跃欲试：“你们还要人吗？”
陈海平是毛遂自荐的一位。这个29岁的年轻人当过保安、餐馆服务员、仓库库管，还卖过狗，6年前的开颅手术造成行动不便，目前是居委会的残联专职委员。
他对记者说：“‘闻笑轩’招收视力残疾人。残疾人，我算；我眼睛近视，摘了眼镜以后出不了门，也算吧？”
他上网查找，联系上毛镝。毛镝一听他的演出音频，“太专业了”。
毛镝觉得，“闻笑轩”不能总是散兵游勇。他邀请了两位当红的相声演员担任艺术指导，一位是北京嘻哈包袱铺创始人高晓攀，另一位是天津的裘英俊。
高晓攀第一次看他们演出就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那是2012年7月14日，和平区文化宫免费给“闻笑轩”提供剧场的第一天。毛镝筹划了一个大型演出，他原本计划从此对外售票。在同一座楼里，已有几家相声社团卖票演出。
但高晓攀建议他们暂时不要卖票，因为场地是免费的，而且以“闻笑轩”当时的水平，“卖票不是骗钱吗？”
这样坦率的批评让他们高兴。毛镝说，他们最不希望因为残疾人身份受到“另眼相看”。
他们也收获了一些铁杆观众。一位70岁的票友认真地与穆怀鹏探讨该怎样改节目。也有一位30多岁的残疾人，总要求母亲带自己去捧场。听了毛镝的笛声，一位老太太非要送他两根单簧管，她以为两种乐器差别不大。
穆怀鹏按摩店的不少顾客成了他的听众，他们也是他的表演素材的来源之一。其中一位“海归”是一家猎头公司天津地区的主管，她定期帮穆怀鹏收集各种流行段子。
因此，穆怀鹏虽然不会上网，但他的作品紧跟时事。很多话流行之初，他就搬到了台词里，比如“苍井空是世界的，钓鱼岛是中国的”，“我爸是李刚”，或是“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听到“躺着中枪”、“打酱油”这样的词汇，他一定要人解释清楚含义。
他与按摩店的客人聊天了解世相，听到可笑之事就用盲文记在小本上，或用手机录音。有一回，他在公交车上听一个小伙子抱怨找不到女朋友，“介尼玛倒了霉了，连范喜良都有孟姜女，他不就是个包工头嘛……”这话很快被他带到了舞台上。
虽然看不见台下的观众，但穆怀鹏有自己的互动方式。比如当他听到台下手机铃声大作，就会顺嘴来一句：“呵，您这铃声好——您这是诺基亚的iPhone几呀？”哈哈大笑中，机主得到提醒，而其他观众的注意力就又回到他身上。
有一次，他说单口相声时，台下一位男士接电话，声音盖过了他。他只能现场使包袱。他摔一下醒木，对台下说：“这位先生接电话精神十足，看来是听了相声的结果。打电话的肯定是男士，他能堂而皇之接，要是女士打来，他早就悄悄到外面接去了。”那位男士听后立即跑了出去。过了一会，穆怀鹏听到门开的声音，知道他回来了，就又把观众“往回拽”：“是打电话的大哥回来了吧？有人请客的话，听者有份啊，别忘了我们。”
每周我都盼着这一天
“闻笑轩”的演出也有禁区。他们小心翼翼避免“下三路”的包袱，也尽量不涉及生理缺陷。毛镝说，这些话从残疾人口中说出，会让有些人格外不舒服。
观众对他们有时格外挑剔。比如，有人不喜欢他们表演中作势打人的动作，因为看不得“残疾人还欺负残疾人”。
但这些盲人毫不避讳“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这样的词汇，尽管总有观众指出，“你们看不见，但你们说‘看’哪儿‘看’哪儿，是不是很假啊”。而毛镝觉得，观众应该忘记台上的是盲人，才会感受到快乐。
等到“闻笑轩”水平到了可以卖票的程度，毛镝希望接受一些商业演出补贴演员。但在区文化宫以及校园、社区，他们仍将无偿演出。
目前，在天津众多的相声社团里，“闻笑轩”仍属非主流。观众最少时只有寥寥数位，而且都是接送他们的家属。看得久了，连毛镝的母亲都会为他们指出，谁在台上姿势僵硬了，或是做了一个不恰当的动作。
辛梦先说，每回演出都像家庭聚会，它给“有说相声欲望”的残疾人一个平台。他在别的茶馆演出是有报酬的。可在这里，他“上了台就不想下来”。
王文志从没见过这些人气馁的模样。王文志是天津中医药大学学生，因为参加学校的爱心助盲活动，他结识了“闻笑轩”并加入。每次演出，王文志与女友邓忆伏负责录音、录像和拍照。邓忆伏还兼任化妆师，不过平时他们并不化妆。
如今王文志觉得，自己的初衷是助盲，但实际上是这些盲人朋友帮助了自己。盲人朋友告诉他，他们“能够感受到观众的目光”。王文志对此深信不疑，他甚至认为，健全人为五彩缤纷的世俗世界所扰，心身静不下来。盲人的眼睛看不见，也就屏蔽了一些污染心灵的东西。
在剧场里，王文志的视线能够到达盲人看不到的地方。比如他注意到，毛镝“特别冲”，别人在台上走都是小步往前挪，他是大步往前闯，“特别有男子汉的气概”。每次上台，他数着步子，走满十步，不管面前有没有话筒，都会立正，向台下鞠躬。
毛镝对记者说，这个舞台来之不易，大家都无比珍惜。在这舞台上，他们可以忘掉生活中那些心酸的事，忘掉自己的身份，成为主宰者。所以不管跑多远的路、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来到这里。正如他自己每周不辞劳苦地往返于京津两地。
“每周我都盼着这一天。”他轻轻地说。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