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兴衰》：以国家理论观照帝国命运

    段鸣镝的《帝国的兴衰》读完之后，令人掩卷沉思。沉思是因：不仅该书没有像一些同类作品一样，为了取悦读者而华而不实，给人以注水之感。恰恰相反，它是一本有相当学术含量的著作。这种学术含量，来源于其史学视野。

    此前，《帝国的兴衰》是历时6年打造的一部历史纪录片。它首次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考古学发现，破解秦汉帝国兴衰之谜，探索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华帝国两千年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这种新的史学视野——主要是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使作者能够推陈出新，见常人所不能见。

    这种创建，从为王莽“翻案”开始。在以往史观中，王莽的形象类同曹操，即是一个篡权者，其负面形象深入人心。即，这是一个篡夺皇权的奸臣，因而失败罪有应得。然而，作者却以翔实史料和缜密论证指出：王莽不仅不是奸臣，反而是当时的“大儒”——他建立新朝，虽非“王命所归”，却是“民心所向”。公元3年的秋天，有多份竹简从各地送抵长安，就是请求政府给予新都侯王莽以最高奖赏。在以马为传递工具的汉代，帝国臣民对王莽的拥戴诚如作者所言，不仅是真诚的，简直是狂热的。尔后，竹简请愿很快演变为声势浩大的“逼宫”。据《汉书》载，各地皇族、官吏以及平民百姓，纷纷自发地涌到长安，聚集在宫门前的广场上，表达自己拥戴王莽的愿望，以至于朝廷不得不派人出来向众人承诺即刻将给王莽以最高奖赏。

    当然，该书并非只简单地为王莽平反。事实上，作者之所以拿出相当的篇幅还原王莽失败的真相，目的是为了呈现汉帝国失败的真相。换句话说，在作者眼中，王莽的失败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仅是王莽的个人悲剧，也不仅是新朝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汉帝国的悲剧。

    西汉末年呈现危如累卵的局势。它除了气候变化是天灾外，其余的则都是人祸。是政治腐败、豪强蜂起、土地兼并、社会分化的恶果。王莽就是在此情势下被推到历史前台的。换言之，其时社会各阶层之所以拥戴王莽，是出于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希望强有力的圣人皇帝能够彻底改革，化解危机，引领汉帝国及其臣民进入一个新时期。

    事实上，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直面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将土地收归国有的“王田令”。他想要解决的，是困扰西汉王朝多年的土地兼并严重的痼疾。然而，将土地收归国有而后平均分配，看来是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必然侵犯豪强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对中小地主来说，不准许土地买卖则断绝了他们的发展之路；至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当然期望得到土地，然而，事实对他们而言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因而期望只能转化为失望，最终失望转化为愤怒。由于王莽新朝“土地改革”的良好愿望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因而依次得罪了所有社会阶层，其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汉武帝时，西汉帝国达到强盛的巅峰时期。然而，社会矛盾也悄然凸显：一方面，随着国家的强大，官僚阶层发展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依托国家权力，很容易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掠夺；另一方面，伴随着土地私有，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贫民却无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雇农，忍受沉重的剥削，要么干脆沦为流民，四处流亡，甚至铤而走险，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正是帝国的悖论。

    值得深思的是，在其后两千多年里，不论多么伟大的王朝，似乎都难以逃脱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正因为如此，《帝国的兴衰》的发现才更为沉重，其意义也更为重大。

    在如是的历史视野中，该书所呈现的“帝国”与一般概念中的“王朝”不同，是一个全新的“帝国”形象。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暗示的，其实，该书是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观照汉帝国乃至整个封建王朝及其历史命运的。这种观照中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情怀。如果将这种观照放在“中国道路”或“中国梦”的视野中来解读，则其意义更为深远。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中国道路”能否成功、“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