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们的“人间情怀”

    2月20日《南方都市报》解密了博士服务团——1999年至今，中组部和团中央已先后选派13批1643名博士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同日，《中国青年报》也报道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梁鸿对河南老家外出务工乡亲的艰苦寻访。梁鸿是鲁迅研究权威王富仁的博士生，她潜入城乡的调研凝聚成《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人民日报》赞誉，称“从梁庄思考中国”。

    梁鸿的备受关注，显然呼应了当下博士生培养、后续发展乃至学术生产的某些瓶颈与突破之道。并非巧合，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也在2月21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严厉批评本土博士培养的“大跃进”乱象。

    陈教授曾写过《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指出“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将这一提法略作引申，凸显“学术以适当方式介入社会变革”，将有助于剖析博士服务团的价值及梁鸿的“非虚构”写作。

    博士服务团与东西部干部交流和对口支援、院士专家西部行等活动一样，服务于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媒体关注它，侧重点之一是挂职经历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博士们升迁的捷径”：首批博士服务团团长翁杰明现已升任重庆市委常委，前央视“名嘴”张政和王志也一路晋升。当他们的官位越来越高时，治理责任也就越来越重，对当地社会运行真实状况的了解也就越迫切。挂职经历无疑会增强这批学者型官员的现实感与常识感，提升其科学决策水平。对于那些从小到大一帆风顺读到博士、对广大二三线城市和中国乡村缺乏了解的青年学者而言，挂职历练将成为仕途的宝贵财富。

    转而从政的博士毕竟还是少数，但“下基层”所收获的对人情世态的深刻体察，对“学术报国”至关重要。

    如果说博士服务团成员偏重经济管理和投融资管理等专业背景，那“学者的人间情怀”，就更有助于梁鸿这样的人文学科博士，深化既有研究、拓宽学术视野、完善知识结构。

    梁鸿博士毕业以来，在乡土文学和“底层写作”等研究上多有斩获，但纯文本研究的封闭性让她日益焦虑，“国外的理论确实让人读起来思维非常开阔，但有时候你又非常绝望，难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只能用西方的那种思维来解释？难道我们自身的生活内部就产生不了一种理论，可以指导、可以支配、可以去解释你自身的生活？”（《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6日）

    于是，梁鸿从书斋回到故乡，用脚采访、用笔还原，以点带面地解剖了一个萧瑟村庄。她的行动与写作，被认为回应了新世纪的现实主义命题：记忆中的乡村、审美的乡村、在知识分子的和现代化的语境中被作为“对象”的乡村，它真的还在那里吗？我们关于乡村的想象、知识和判断难道不应该建立在活生生的经验之上吗？

    在青岛等城市亲眼目睹同乡恶劣的工作与生存环境后，通过“梁庄”声名鹊起的梁鸿，却感到“既如释重负又略感卑劣”，因为“自己在享受，那么近的人在受苦，而且是你自己的乡亲”。

    这种矛盾心态，不仅仅是下乡博士们的疑虑、痛苦，也是几乎所有介入社会变革的精英知识分子都会遭遇的。但如果这种观察和介入，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了解基层，能像梁鸿前年那场《我们如何回到故乡》的演讲一样，影响诸多青年干部，其意义就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