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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三驾精英马车。企业家阶层，作为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新生者、现代文明的最大推动者，很早就吸引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注意，但注意力多集中在企业家和企业本身，对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的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却很少关注。在中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笔墨就更加吝啬了，这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也有纠结的现实环境。
《商界理想国》一书为我们介绍了2010年成立于深圳的博商会。这一新兴的企业家组织，既不同于简单的行业协会，它汇聚了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也不同于当下流行的以家乡情为纽带的异地商会，它目前已有遍布珠三角的两万多位企业家成员。
如果对发达国家当代商会有些了解的话，就会觉得博商会已经有了现代地区商会的雏形。发达国家的当代商会有四个显著特征：其一，商会是自治性民间团体，商会没有统一的组织构架模式，在决策、人事、财务和分配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其二，商会发展环境宽松，少有成文法律对其进行明确而具体的规范；其三，商会自我管理能力强，商会之间的竞争也完全是市场化的；其四，商会功能强大，一般都提供利益协调、信息交流、培训咨询、国际经济交往、与议会和政府沟通等功能。当前我国商会最主要的特征或说问题，一是行政色彩浓厚，要么由行政性行业协会转化而来，要么由行政倡议和支持而成立；二是形式色彩浓厚，由于缺乏独立的精神理念和价值文化，加上缺乏专业的商会人才，导致商会大多死而不僵或僵而不死。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了企业家的理想类型，“理想+奋斗+伦理”走向成功，不依靠“富二代”的原始资本优势，不依靠“拼爹”的社会地位优势，而是依靠执着的人生价值与社会理想，依靠现代企业经营能力和行动能力，依靠基于宗教信仰的伦理品质，在赢得信任的同时获得社会认可。
与韦伯的理论对照，从整体上看，我们当代的企业家主体，依然多是野蛮生长的冒险家和政商勾结的投机商，他们应该、也必须向“理想类型”的新型企业家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商会作为企业家阶层的自身组织，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商界理想国》所述的博商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商会组织的创新，不如说是企业家阶层的自救。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吴晓波说，“博商会已经有了中国企业家‘阶层觉醒’的范本意义”。
商会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巨大，就在于将本不是一个真正阶层的企业家群体，塑造成了一个准社会阶层。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实质承担的是一种社会功能，只是一个概念化的阶层。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将概念化的阶层实际化，要实现“阶层觉醒”、转型为“理想类型”的新型企业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中国传统行业商会和异地商会难以承担让企业家群体实现“阶层觉醒”的作用，博商会的追求与创新就显得难能可贵了。联想集团前掌门人柳传志曾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博商会的尝试，让人看到我国商业走向理性之美的希望，看到企业家阶层“强壮”的希望。笔者深深地期待，当代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商界理想国”。
叶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