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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双轨制，是公众深恶痛绝的制度之一，媒体两会前的调查显示，98%的受访者都支持废除这种看得见的不公平制度。你是公务员，我是企业职工，能力相当，行业一样，可因为单位性质不一样，退休后养老金竟有天壤之别。每个人都觉得应该废除双轨制，可一谈改革就容易陷入“无解”的境地，怎么并轨呢？如果让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降到跟企业一样低，肯定不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太大。如果让企业的退休金跟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一样高，虽然皆大欢喜，可政府财政承受不了。怎么办？似乎无解。
中国很多老大难的问题，难就难在，讨论到最后，都会得出“无解”的悲观答案。讨论改革问题时，人们充满着“无解”的迷惘，笼罩在“无解”的悲观情绪中。比如，一说到建设法治社会，就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层面的改革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可这个不改，其他就难动，因为能改的都改了，没改就因为碰到硬骨头改不动了，所以，无解。
小到呼吸新鲜空气，大到破除户籍制度，中国很多社会问题最后都得推到“政改”，一推到这里，似乎就无解了。跟很多代表委员聊起社会问题时，这些为改革献计献策的人，开始还充满乐观，说到最后也会眉头紧锁，表情沉重：唉，这个问题是个死结，无解啊。加上现实改革中很多问题徘徊不前，比如公车改革、事业单位的社保改革，一次次遇到阻力后陷入停滞，加剧着公众“无解”的迷惘。
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
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就不会成为改革者呢？是不是“自己改自己”就必然走向无解？很多人都这样看，但经济学家张维迎并不这么认为。他最近的一次演讲让公众看到了希望：既得利益者是可能变成改革者的。他的论据有三点：其一，理念的力量，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物质利益支配的，人是有理性的，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其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他们并非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博弈为改革带来了空间；其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不改革就可能发生暴力革命，这迫使清醒的既得利益者去当改革者。
张维迎在演讲中讲的一个故事很有冲击力：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去世前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
张维迎的这个观点，对破解弥漫于中国社会“无解的迷惘”很有启发。比如，我们能从湖北省政协常委叶青身上找到例证，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却成了有名的改革者，到统计局副局长位置的第一天就革了自己特权的命，废了自己的公车，此后一直为公车改革鼓与呼。他们的清醒和明智，有理念的信仰，更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把“既得利益”看成一个更长远更公共的利益，他们深知，当有一个社会承受力到了临界点、发生危机，就不是那点儿既得利益的问题了。
既得利益要想成为能够长久地存在、阳光的、不被仇视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必须成为改革者!绝不能“一改到自己就改不下去”。
不仅是既得利益者，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改革者，才不至于事事陷入无解。比如说到污染和雾霾，都会把责任推给政府，可像这样的公共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改革者，意识到自己的环保责任，少放烟花鞭炮，少开车，节制自己的欲望，从自己做起，污染才不会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