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从武汉出发的火车一路向北，驶入华北地区后，天空变得混沌不堪，密闭车厢的空气里居然都弥漫着土腥味。
那一天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华北地区遭遇了灰霾叠加沙尘暴的极重度污染，这样的情况前所未有。
4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和同伴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车窗外的灰霾天和沙尘暴。
事实上，在此前的1月份，占我国国土面积1/4的地区遭遇到了灰霾天，6亿人、17个省份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大部分城市看得见蓝天的天数只是个位数。
为搞清灰霾的形成原因，研究藻类的中科院院士赵进东专门请教了中科院的同事。一位研究生态的学者告诉他，频繁遭遇灰霾污染的地区与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高度重合，从京津冀，到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些地区也是正在被过度开发的地区，更是重化工企业密布的地区。
这样的认知在业界早已经形成共识，2012年年底，国务院批准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旨在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空气污染较重的地区出重拳治理。
据介绍，这占国土面积14%的地区的经济总量、煤炭消耗量分别占全国的71%、52%。相对应的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48%、51%。
按照2011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重点区域内82%的城市达不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面对这样的数据，赵进东说，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给当下的这一代留下呛人的空气，给下一代人留下破碎的山河？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生态所研究员王如松院士也和赵进东有相同的思考。他说，不可否认，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成绩引人瞩目，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付出的代价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的帽子戴在了中国的头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题是，继续走高耗能重污染的发展道路，还是用生态文明作为发展逻辑来重新编织中国梦。
十八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王如松看来，光有GDP目标和收入倍增的小康社会，并不真正能给百姓带来福祉，只有经济殷实、生态健康和社会文明三大目标同步实现才是有质量的小康。
治理灰霾污染的话题在代表委员中热得发烫，很多代表委员都建议，应该把PM2.5的减排纳入国家正在执行的减排目标中。
王如松认为，空气污染的治理不能再走过去污染治理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片面、局部的治理模式，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的路径来设计治理方案。
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始终是地方官员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经济后发地区，在追赶过程中，是不是还要延续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
在多年的执政实践中，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毕节市市长陈昌旭已逐步看清，好山好水好空气正是自己对外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他说，作为市长，心里一定要有根紧绷的弦，今天破坏了环境，明天你用几倍的价钱都买不回来好空气和干净水。
毕节地处乌蒙山区，自然环境比较脆弱。陈昌旭说，对毕节这样的后发地区来说，生态文明先行尤为重要，先粗放污染后想办法治理的路子行不通。
“用惨重的环境作为代价，留下的是一两个有短期效益的企业，挡住的是无数长期投资兴业的机会。”陈昌旭说，有长远眼光的政府要科学地考虑发展问题，眼睛仅仅盯着几个经济数字是扭曲的政绩观。
陈昌旭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仅要敢于推动工业项目上马，还要有勇气在自己身上“割肉”——淘汰污染重、能耗高的落后产能。
“编织我们的中国梦需要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勇气，只看眼前一时只会失去长远的发展动力。”陈昌旭说，十八大给了我们中国梦的思考，没有碧水蓝天肯定不是老百姓脑海里的中国梦，“少了美丽乡村、美丽城市，还会有小康生活吗？”
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历程来看，只有当全社会“多一些敢于碰硬的监管部门，多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达标排放企业，多一些愿意少开一天车、克制消费的公民”时，环境质量才能真正实现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对此感同身受，他说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不仅要从自身做起，理性消费，更要当一名减排的宣讲员。
身为北京市民，李大进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灰霾天对这个城市的侵扰，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感受，他特别希望呼吁，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应该把自己当做治理的局外人，毕竟每个人都是污染者。
喜欢放鞭炮的李大进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他一直不断地说服自己和身边的亲友，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就别再放礼花和鞭炮了。确实北京的这个春节，烟花和鞭炮的销售量明显下降。
李大进说，不放鞭炮，大家的贡献也就是除夕到正月十五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一年365天，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制定一份减排责任表，比如少开一天车，多一些绿色出行。
这几天，赵进东一直没闲着，多次和代表委员中的生态专家进行探讨，他决定参加一份有关推进自然保护地立法的提案联名。这份提案中有这样的话语，我国最后的生态的底线亟待守护。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本报记者 刘世昕 白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