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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这一次，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廖飞将加入“建立健全儿童福利制度”的呐喊中，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个民生问题，“一个亟待重视的民生问题”。
触发廖飞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月前发生在黔东南州麻江县5个孩子在烤烟房内窒息死亡的悲剧。廖飞痛心，在家长身边的5个不到6岁的孩子，就这么突然离去了。
谁来守护孩子的生命？
这个命题其实在两会已被多次提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和全国政协委员、歌手韩红都曾连续多年提交关于“儿童福利制度”的议案、提案。
“成立未保委”、“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提案曾在2008年共青团、全国青联界别的众多委员呼吁下得到公众关注，但仅“一时热闹”，之后便少有下文。
最近几个月来，河南兰考孤儿火灾事件、广东揭阳紫峰寺的“借孤儿”事件、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教师虐待幼童事件、江西贵溪幼儿园校车侧翻事件，一次又一次刺痛社会的神经。
“件件触目惊心。”两会伊始，周洪宇将“关于制定《儿童福利法》的建议”公布在自办的“洪宇在线”网站上，并且置顶。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洪宇准备不仅要把这份议案递交大会，还将直接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具有蓝本意义的“《儿童福利法》立法建议稿”。为了写好这份专业性极强的议案，周洪宇专门联系了青少年公益维权律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娟作为他的“民间智囊”。
张文娟长期为青少年群体维权，通过各种渠道呼吁修补《未成年人保护法》漏洞、制定《儿童福利法》等。她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发现，儿童福利的问题最终应该放到法治的框架内解决。
“据我了解，两会的代表、委员中，几乎没有从事青少年维权的专业律师。”张文娟说，当周洪宇代表找到自己时，她感觉“机会来了”，“能通过代表、委员把意见带上两会那是再好不过了。”
“邻居家的孩子脱离监护人单独行动多长时间我该报警？报警后怎么查证认定？认定后对监护人怎么处罚？”张文娟举例说，这些最需要细则的地方，在我国的法律中是最粗线条的，她犀利地指出，“没有处罚细则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像一部道德宣言。”
廖飞、周洪宇等关注儿童福利的代表、委员和这些“民间智囊”有个基本共识：现在的很多问题实践中无法解决，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启动国家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的最终目的是在政府、社会和监护人之间划分责任，明确谁到底该做什么。”张文娟说。否则，每次一出现儿童生命安全事故，总会引发一场争辩，讨论是政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还是家长的责任。“没有法律细则就辩不明白。”周洪宇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十分关注伤害孤残儿童的事件。作为儿童福利事业中的一部分，他认为，满足孤残儿童的人道需求，政府的责任是第一位的。
此前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而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仅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既然政府的责任在第一位，政府就该为此尽到应尽的责任。在周洪宇计划提交大会的《儿童福利法》立法建议稿讨论过程中就明确，“把到底应该尽到什么责任规定死，做不到该怎么问责也规定明确。”
郭长江说，如果政府机构应尽到某种责任但无力承担，就要培育和引导民间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把一部分工作交给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去做，政府出钱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
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实践。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小天使计划”为例，该计划专门针对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儿和白血病患儿进行免费医疗救助，救助资金来源于政府彩票公益金。
“从政府公益金，到红十字会，再到医院，三方合作把事儿办下来。”郭长江说，这样的合作可以帮助政府完成本该做但无力顾及或做不到的工作，“政府只需做好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就行。”
张文娟认为，这是目前状态下比较可行的改革路径，比较国际上的经验，依据这条路可以逐类梳理完成法律的顶层设计。
“但愿这一次的关注不会只有三分钟热度。”周洪宇说。
本报记者 白皓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