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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着卷发、个头矮小的学者解焱激烈地反对国家的一项立法计划。不过，她的反对不是说说而已——过去一年里，她联合100多位志同道合者，起草了一部完整的“法律”草案，希望取而代之。
2013年全国两会前夕，这位46岁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将一份80多页的立法建议书，包括写有92条“法条”的草案和研究报告，交到了17位全国人大代表和10位全国政协委员手中，试图通过他们影响立法进程。
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她压根儿就没见过。3月1日，当她首次尝试在一间教室里为这些天南海北的代表和委员开一次说明会时，还闹了个笑话：她连自己请来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都没能认出来。饿着肚子赶到的赵院士当时就在她的眼皮底下悄悄吃着盒饭，而她还焦急地致电，催促这位素未谋面、但强有力的支持者尽快到场。
“过去一年我们真的说服了好多人。”解焱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她希望这些人一鼓作气，推动国家“把法律立起来”。
尽管她对此表示乐观，结果却难以预料。她反对的《自然遗产保护法》2008年开始起草，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今年一份最新报告中，全国人大环资委表示，“国务院绝大多数部门已原则同意《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的内容，立法条件基本成熟”，建议将草案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日程。
《自然遗产保护法》旨在保护自然生态中最珍贵、在国内外具有突出价值的部分。然而解焱和她的同道中人认为，这只是一部“狭窄的”、只面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法律，不能涵盖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同样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区域，捍卫不了中国生态安全的底线。
她形容，一旦通过，在600个保护地受到保护的同时，会有7000多个保护地处于危险之中。
《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的审议一拖再拖。解焱相信这与他们的反对有关。去年两会前夕，她紧急联络了不少人，呼吁延迟审议，其中包括两位人大代表。
在延迟审议后，他们还联络了260多位学者联名致信全国人大，指出其中的缺陷。
解焱作为副研究员的工作计划也被延迟了。2012年两会过后，她发起了民间的“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这个研究组就是奔着两会来的，当时的最终目标是要上两会，提提案、议案。”
解焱对记者说，作为公民，既然反对一项立法，“你总得给国家建议一个才行”。
当她提出要起草《自然保护地法》时，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十分意外。他对记者形容，“她一下子把我们打晕了”。
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这项研究持续了近一年。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19年的解焱是总协调人，她一年内走访过10多个保护区，问卷收了几千份。与她共事的是100多位成员。
在最终建议书里，这个研究组指出，中国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分属林业、环保、建设、农业、国土资源、海洋等十几个部门管理，行政壁垒明显，保护不力，亟须一部综合法律统领。
他们建议，将这些保护地按照保护严格程度分为4类，分级管理，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整体保护。经过反复计算，他们认为按照这种模式，投入20万左右的工作人员，拿出全国生产总值0.065%~0.2%的经费投入，就能在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地，捍卫“美丽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
在难以计数的修改之后，解焱认为，他们的建议书，令很多代表“无法拒绝”。
过去这一年里，他们从没停止过对决策者的游说。他们给十几个国家部委的有关司局发信，邀请他们开“部委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 这类座谈会开过几次，每次都“交锋激烈”。有七八个部门派人参加过。也有部委客气地表示对他们的研究“很有兴趣”，但“没时间”与会。
研究组成员陶蓓说，在这些会上，他们坐在一旁观看解焱“舌战群儒”，都觉得她“好可怜”，被这么多人“围攻”。
总体来说，解焱虽然“蛮受打击的”，但感觉“他们的态度在逐渐转变”，从最初询问“自然保护地”跟“自然保护区”的区别，到慢慢接受自然保护地的概念。越往后，开这类会就越顺利。
当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产生，这支民间团队几乎发动了所有能动员的力量，请代表、委员给国家“捎话”。
解焱向积攒的4000多个电子邮箱里群发了邮件，并在社交网站上传播自己的主张。大多数邮件如石沉大海。也有一些人简短回复她：“谢谢，收到。”在解焱看来，这已经“特别好”了。
她觉得，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是层次高、时间少的人，不能奢望他们都参加这样一个民间的研究项目。他们尽量通过朋友介绍这些人，只要对方有意，就把研究报告发过去。
一些人令她特别感动。她的顶头上司、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收到材料之后，给她打电话，深入了解此事的背景和研究内容。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按照格式，帮他们修改过草拟的“议案”。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在上届人代会上曾与30名人大代表一起提出《自然保护区法》的议案，但未能进入立法程序。她表示，愿意在解焱等人的研究上继续提出议案，“为子孙后代留下空间和资源”。
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说，咱们国家本来是一个生态多样化的大国，但近二三十年来，国家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实在使人痛心。以自然保护地为例，讲了多少年，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法律可以使我们有效地保护日益被破坏的所谓“保护地”。国家应该马上为此立法，再拖也不能迟于明年。“更何况现在已经有民间团体做了一个非常详细、非常全面的‘法律’草案可以作为蓝本。”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表示，自己愿意联名提案，因为“自然保护地在当今中国，得到无论多高的重视都不过分”。
解焱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他们原本预计，能争取5个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就是胜利。而现在，有13个省份的代表表示愿意。致公党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中，就包括《关于提高自然保护地管理效率，捍卫中国生态安全底线的提案》。
这是解焱作为致公党党员撰写的提案。
她本人还是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她在区政协会议上，提过区里的绿化保护问题，没有提过自然保护地问题，因为在她看来，这个问题不是朝阳区的，而是全国的。
很多人不理解她一年来的举动。包括陌生的网友在内，有太多人告诉她，她的努力是“没用”的。在她发起的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内部，也不时有成员退出。有人给她写信表示，“完全不同意”她的做法。因此，她“偶尔也会有受打击的状况”。
不过她也表示，自己作为公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剩下的，是“国家的事儿了”。她希望今年两会能使自然保护地问题“尘埃落定”，启动调研和立法。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野外，探望自己过去19年里结识的老朋友：东北虎、藏羚羊、扬子鳄、雪豹、斑鳖，还有马可波罗羊。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本报记者 张国 刘世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