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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段子。
上一届政协会议时，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们委托他，提交了重视社科建设的提案。递交上去后，这位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满心期待，却等来了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电话。
原来，提案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了社科院。办公室人员在电话那头问他：“张委员，怎么答复你这个案啊？”让他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接到提案的正好是他自己的研究生。这个学生直接问他：“张老师，你看我怎么回复你好？”
话音未落，委员们就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无独有偶，在新闻出版界别的小组讨论里，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李东东讲述了相似的尴尬遭遇。
有一年，她在提案中提出希望能够设立一个与新闻出版有关的专项基金，“绞尽脑汁地把需求、可行性乃至利好都详详细细地写了一遍。”
结果，提案没有转到财政部，也没有转到发改委。
一天，办公厅的秘书对李东东说：“领导啊，咱提的这个提案要自己回答呢。”
秘书告诉李东东，接到提案后，办公厅不得不转给了产业发展司回答。
“说出来都觉得好笑。”李东东摇了摇头，“费尽心思地提个提案，自己还得负责回复，说我们办不了这事儿。”
“作为政协委员，我们得看重自己，但有时候也不能看得太重。”听李东东讲了这事儿，同一会场里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马上接过话茬。
原来，他曾经在去年提了一个与扫黄打非有关的提案，结果有一天突然接到新闻出版总署朋友的电话：“老黄啊，我们工作做得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嘛。”
“这等于给他们上了个折子，但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不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在本系统内解决不了吗？”黄书元强调，提案的办复率固然不低，但办复质量却值得好好重视。
黄书元说，在今年带来的提案里，他不得不把眼光转向其他行业。
“我不敢提了，一提又提到总署去了。”他苦笑着说。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