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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董事长包克辛眼里，政府部门中流传已久的“权责利”意识，该改成“责权利”意识了。
“‘责’在前，‘权’在后。”包克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已经出台，简政放权的背后，应该是以责配权、以责定权，“承担责任的权力才不会懈怠”。
在今天下午贵州代表团的讨论中，包克辛的“责权”思考引起了众多代表的共鸣。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屈庆麟对繁琐的行政审批深感心力憔悴，这位自言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搞管理的企业掌门人，“跑项目”几乎伴随了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
他举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前，磷化工项目上马需要盖一个化学工业部的章。
“现在想搞个磷化工项目，还是要跑中央好几个部门。”屈庆麟说，很多审批的部门都不懂磷化工项目具体怎么搞。
他认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政审批，要本着“谁投资、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这样的市场经济才会有活力。
包克辛有同感，他说，转变职能之后政府必须尽可能少地直接插手市场，用间接管理的手段，监督市场的运行，“这是个利益问题，审批少了，权力就小了。”
包克辛的理想状态是，要上马这个磷化工项目，企业向相关部门递交一份承诺书，一个监管主体紧紧盯住项目在怎么做，一旦出了问题就重重地惩罚，“让企业不敢犯错误，犯不起错误。”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省长陈敏尔认为，基层能看清楚一些事情，上级部门有权力管但因为不在一线不清楚具体情况而管不好，“让看得清的人管，更能管住。”
“改革不要把‘责’、‘权’分开，否则就会导致权力层层上收，责任层层下放。”包克辛说，错误决策导致的损失非常大，很多错误的决策都没有追责，只有在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权力的作用才能良性发挥，“我们对政府的期待，就是科学决策，做好顶层设计。”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认为，既然改革路径已经明确，机构改革就要尽快落实。他提醒，机构改革的落实要避免“面和心不和”。
他举例说，在上一轮机构改革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局归交通运输部管理，但他发现，研究“十二五”规划时，交通运输部居然跑到发改委了解民航的发展规划是什么思路，“你们是同一个部门啊，工作机制都没调整，怎么叫落实了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认为，落实改革共识，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权力。”
包克辛有这样啃硬骨头的经历，有一年，他曾经工作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已于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记者注）决定将两个司合并成一个司，一夜之间，56个编制被压缩成24个。
“除了调到其他单位的，有20多个人的‘铁饭碗’要在一个星期之内砸破啊！”包克辛回忆说，给每个人做工作的过程，都伴随着止不住的泪水，“割权力的肉，必须得有克服这种痛的改革勇气。”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本报记者 白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