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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已经经历了两次机构改革了。
他曾担任过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那里工作过9年。他还记得机构编制部门流行的一个说法，“五年改一次，一次改五年”。
今天，在北京市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李超钢讲了一段自己的苦恼经历。他在编办工作时，有个新机构设立，他被委派去做了说明和汇报，当时说明设立的原因是为了改革。没想到，短短一年之后，这个机构又撤消了，撤销时他又要“在同样的范围内做说明和汇报”。他不知道该怎样说明，“好在中国的语言丰富”，他那次找的理由是“深化改革”。
李超钢说，这个现象体现了改革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暴露了改革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他建议，国务院过去机构改革中划分权力范围时提出的机构、职能、编制“三定”应该改为“四定”，加上一个“定责任”。而且，最好不再以国务院文件，而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印发，逐步实现法定化。这样，就会防止“一说创新就要设置机构，一说协调就要设立领导小组”等随意现象。同时，加强监督、严肃问责，一些政府部门不正确履行职责，必须严厉问责，违法受追究。
李超钢认为，实行“大部门制”要注重顶层设计，优化政府部门的结构。简单把几个职责相近的部门并在一起，最多是大部，而不是“大部门制度”。大部门容易出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貌和神不和”。如果得不到有机整合，“大部门制”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他强调，不能只是把所涉部委的司局部门进行整合，更多要对业务司局进行整合，实现从“物理整合”到“化学反应”。
李超钢举了一个例子，一棵豆芽菜，涉及到农业、质检、工商、城管、卫生等诸多环节，看似每个环节都有人管，但结果大家都知道，几个部门都管不好豆芽菜。他说，解决推诿扯皮等问题，不是简单“大部门制”就能解决的，要着力落实好权责一致，让一些部门从揽权变成“畏权”。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杜德印说，就算明确了豆芽菜归谁管的问题，也不算就解决了豆芽菜有人管的问题。也许有人管，但事实上不见得有人负责。如果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很大程度就会无人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此前的每次改革都没有完全解决部门纷纷“揽住权力、搂住利益”等问题。地方政府每年都有各种指标管住，而国务院机关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入职责绩效的管理范畴。
因此，李超钢还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机构设置上，如果一个部门分管的事情长期平安无事，就面临边缘化。相反，一个部门分管的领域问题丛生，就会得到重视。
李超钢认为，由于国务院部委更多承担领导和决策角色，地方政府更多承担执行职能，大部门制不一定是地方政府唯一的选择。北京就存在多个部门对应国务院不同部委的情况。这与北京特大型城市的功能有关，因此应该在坚持大部门制改革的前提下，给地方多一些自主权和选择余地，避免一刀切。
他认为，机构改革就要从根本上扭转传统的政府观念。比如，政府在行政审批时应该是方便多数人，管住少数坏人。现在则往往是将申报人一律设置为企图违法者，“宁可麻烦一千，绝不漏过一个”。不仅让好人处处受阻，而且坏人逍遥法外。“这种管理理念和方式如果不改变，政府职能就不可能转变。”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