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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13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代表热议“一个小小的对内开放”

社会组织不能变成“二政府”

本报记者 庄庆鸿 王怡波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3月13日   T01 版)

    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之后,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第一时间就关注了它。吸引他的是“一个小小的对内开放”——“多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这位拥有584万多微博粉丝的教授直言不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也认为,“这是此次改革方案中的最大亮点。”

    过去的行政体制改革,经常陷入“精简——又反弹膨胀——再精简”的循环怪圈。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分工精细化、专业化,社会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比如很多互联网上出现的新兴产业、新问题,政府又要设置新机构、新人员、新办法去管理。”李春洪身在的发改委系统就扩充了诸多职能,需要为无数社会事务批文件,“从大型主题公园建设,一直管到方便面涨价”。

    “这样下去,机构改革永远也没有尽头。”李春洪说,“很多公共事务需要区分,那些人民自己能管好的,政府就别再管了。”

    但政府单纯“放权”给社会组织,也不绝对是良药。众多人大代表认为,还应该致力于培育好社会组织,防止变成“二政府”。

    各地不少行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检测机构大都和行政管理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直接从行政部门分离出来。不少政府领导、工作人员退休后直接去行业商会任职,完成了漂亮的“转身”。这种“半官场生态”的利益链被诟病已久。

    汕尾市政协副主席李秉记就深有体会。

    他在担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带队做过多次食品药品检测的调研。“现有涉及食品药品的检测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怎么保证你的公信力?还要找地方政府要检测费用,财政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一判不合格,还能拿到钱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也撰文直指这一弊病:“在北京,行政级别属于副部级以上的社会组织超过20个。这些社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自成系统,或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或是参照公务员管理。”

    “为什么叫他们‘二政府’?因为他们管的事情简直和政府一样。但政府不能收钱,否则就成贪污了,而行业商会还可以光明正大从中收钱。”李春洪说。

    他举例,有的行业商会自己做起了工程验收、咨询的生意。因为他们有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他们报上去的项目,审批就容易通过。“这样一来,就会有不少企业托他们来验收、上报,行业商会可以公开收取验收费。”

    在他看来,对行业商会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应当促使其去行政化。

    “我建议,在改革时,要让这些社会组织的人、财、物和政府部门全脱钩,必须脱得一干二净。政府人员退休后,不能再到自己相关领域的社会机构任职。你是管教育的,退休后就不能再跑到与教育相关的行业协会任职。”

    李春洪认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是改革方向,其中需要加强的就是“去垄断化”,绝不能搞一家独大。

    “一件事不能让一个社会组织干,一垄断就糟糕。比如规定一家流通业的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的定点对口单位,从此不改,那这家组织又变成了‘二政府’。应该让这个行业里的企业自由组织、自由竞争,政府看谁的服务好,就买哪家组织的服务。”

    李春洪建议政府部门必须明确、详细地规定,选择社会组织是依据什么标准。“一套流程要出来,不能再有暗箱操作,让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李秉记认为,涉及食品药品的检测机构“不能在任何政府部门之内”,需要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行使职权。

    陈剑指出,从功能分析,“至少一半以上”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都可以回归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民间性的社会组织”。这将极大推进“小政府、大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我们的社会组织长期不发达,民众缺乏能够为自身利益代言的组织,难以同政府有效沟通、协调。这实际上造成政府与百姓‘硬碰硬’,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矛盾,而且不容易化解。如果由社会组织出面,则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对民众来说也更有公信力。”李春洪说。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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