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今年两会最大热点话题之一。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在这背后,潜藏了诸多机遇、矛盾、问题和挑战。
3月12日,本报特邀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做客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与新浪网联合推出的两会访谈,共同探讨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问题。
“一部分人感到很兴奋,一部分人又很担忧。”辜胜阻解释说,兴奋的原因是因为城镇化会给几十个产业带来商机和机遇,担忧的原因是怕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间一哄而起,只重高楼大厦的城镇化而轻视了人的城镇化。
现实中,兴奋的声音和担忧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如何让兴奋和担忧能统一在城镇化的道路中,辜胜阻给出的答案是规划先行。
他认为,现在应该尽快出台国家级的城镇化规划,尊重城镇化的规律,做好顶层设计,然后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规划作为一个笼子,让城镇化在笼子中运行”。
事实上,有三个问题始终是我国城镇化道路上的核心,一是人往哪去?是不是都应该进入大城市;二是钱从哪来?现在市民化需要配套投入的钱来自何方;三是地如何使用?过去十年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的局面如何改变。
辜胜阻说,这是触及城镇化具体路径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城镇化不是计划和市场的产物,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城镇化必须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如果没有产业,那人为的造城只是“空城”。
他进一步解释说,防止“空城”非常重要的是把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同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尽快出台城镇化的规划非常必要,“让规划先行,然后让法律来规范政府行为。”
他举例说,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是农民非常关心的,但地方政府为了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往往会把“以地生财”的主意打在农民身上。强制农民聚集在城市里可能让农民没有幸福感,科学规划就能避免这种现象。
对于人往哪里走,地怎么用的问题,辜胜阻说,新型城镇化要集约使用土地,如果让农民变成市民,就应该实现彻底的市民化,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
辜胜阻认为,要控制特大城市、超级城市,目前重要的是把中小城市做多,把城市群做多,在城市群中间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不是让大城市实现人口的聚集,而是让它辐射。”
他相信,如果把中小城市做得更有吸引力,那么就可以解决人往哪去的问题。
辜胜阻多次强调,中国的城镇化要防范五个陷阱。
一是要防范“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如果缺乏产业支撑,就会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陷入“拉美化陷阱”。
二是要防范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一哄而上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
三要防范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
四要防范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
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辜胜阻直言,要避开这些陷阱,非常重要的是要改变政绩考核的体制和指标体系,“不应该GDP至上。”
“如果为了做大GDP、做多GDP,那就会有土地财政,就会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就有大干快上。”辜胜阻说,2009年的GDP增速是9.2%,2012年增速是7.8%,增速7.8%比9.2%好,“因为增速9.2%是以当年的高房价换来的,所以有很多泡沫。”
辜胜阻提醒,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让财力和市场相匹配,如果三四线城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地价推高房价,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农民工大都在大城市赚钱,到中小城市购房,现在的房价还在能够承担的范围内,如果农民没希望在中小城市买房,那就会让城镇化之路陷入僵局。
“局部地区可能也在出现我讲的这样一种误区。”辜胜阻说,还是要强调把规划作为一个笼子,让地方政府的产业在笼子中运行,还要把宪法和法律作为笼子,让地方政府依法行政。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本报与新浪独家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