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政府机构改革，重在向市场向社会向地方放权

    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刚刚卸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施芝鸿，曾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1991年，还在中共上海市委政研室工作的他，曾与周瑞金、凌河一起，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在当年引起一场波及全国的思想交锋，成为次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的背景音。

    如今，深化改革再度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3月11日，施芝鸿在驻地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

    施芝鸿认为，这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体现了中央在深化全面改革中，循序渐进、稳中求进，不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也不追求一蹴而就，而是把大家已经建立共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改革，先行推出。

    这个方案公布后，有一些评论认为此次改革没有涉及“大能源”“大金融”等行政体制改革的深水区，认为大部制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施芝鸿也注意到这些声音，他说：“恐怕在有些同志眼里，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过瘾，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有冲击力、震撼力。如果我们追求改革在一个晚上完成，那注定也是一种改革上的想当然、幼稚病，对深化改革是有害的。”

    在施芝鸿看来，当下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加快政府机构职能转变入手，继续向市场、向社会、向地方放权，同时严格事后监督、强化宏观管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他观察到，此次改革突破的重点是政府行政体制，并且触及前段时间社会上议论很多的社会体制，把不该由政府管或者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放给市场、社会和地方。“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既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破题。”他说。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上面临着新课题。“在对中国社会的管理上，毛泽东同志主张‘组织起来’，社会固然是有序了，但一定程度上却失去活力。于是，邓小平同志主张‘活跃起来’。30多年来，社会充满活力了，但又出现了社会管理失范、社会秩序失序、人们心态失衡的问题。既活跃，又混乱，这就是现阶段我们碰到的问题。”他说。

    施芝鸿认为，在这个基础上，下一阶段的社会改革应该在活跃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和谐有序起来。这既要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科学管理，也要靠整个社会自我管理。“这种自我管理，需要培育各种服务类社会组织，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

    他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上海中心城区的一个社区，有272个社会组织和群众娱乐型自组织，比如养鱼者协会、钓鱼者协会、桥牌协会、围棋爱好者协会等，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发达的地方，成为上海经济、文化、社会管理最好的区域之一。

    至于外界都很关心的此次机构改革为何没有重新设立体改委这一问题，施芝鸿特别提到，国务委员马凯对方案所作的说明里有这样一段话：“至于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的问题，由于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方面面，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后，来统筹考虑。”

    “这说明中央在方案的制定中，及时而又审慎地回应了社会上关于成立一个高层次深化改革协调机构的呼声。”他说。

    “顶层设计需要哪一个具体的部门来承担？过去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体改委。大家这么想，恐怕也同现在一些政府部门总是通过出台一些法律法规，固化各自的利益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想，一个没有自己利益需要保护、需要固化的体改委机构，也许能够比较超脱地承担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任务。但也有人觉得，本来是精简机构，转变职能，怎么又增设一个机构呢？所以反对。”

    在施芝鸿看来，中央会在下一步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这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

    当记者问及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和难点时，施芝鸿说，还是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我国一方面多个领域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多个领域制度供应严重匮乏的问题。”

    施芝鸿曾表示，改革需要把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和搞好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改革的顶层设计，还是要和改革的局部试点、取得的经验，结合起来，这样才不至于使顶层设计脱离实际，才会使改革方案建立在亿万人民创造性的实践基础上，建立在实践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上。这样，顶层设计才会更加科学、更加周全，尽可能减少决策失误。”

    他向记者举例说：“这次中央提出政府向社会放权，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顶层设计，但有些地方，像广东已经开始在探索实验了，就可以继续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积累经验。通过一些地方‘试对’和‘试错’的经验积累，摸到一些石头了，中央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总结经验、提炼提升，就比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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