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科研松绑 盼科学春天

    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周玉梅专门做了一项统计，过去5年里，有28份政协提案直接论及科技体制改革。仅在今年两会期间她看到的就有8份。她对科技部一位副部长说起这些数字时，忍不住叹了口气，这真是一个老话题了。

    3月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时，在场发言的多位科学家省去了所有的客套话，留出更多时间向总书记进言“改革”。

    201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1.97%，总量超过1万亿元，而2007年的这个数字是1.4%。曾经让科学家们最头疼的科研经费问题正在缓解，然而他们仍然在呼吁“给科研松绑”。“给科研人员松绑，给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让他们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专家杨忠岐说。

    束缚科学家手脚的，是僵化的科技管理体制，以及体制下形成的惯性。

    半个月前，“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完成了第一次答辩。自去年5月启动这项计划以来，教育部收到了167份申请。尽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一再强调，这个计划是干事的不是分钱的，然而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却说，“很多高校还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像从前那样，每当一个新项目设立，就可以找一个牵头者，把这些钱分掉，“一半以上的项目是来要钱的”。

    167份申请中，只有35个获准进入答辩。教育部希望他们弄清一点，如今的游戏规则是，不为具体的科研项目埋单，而是“为科技体制改革埋单”。

    要改变体制的惯性真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杨忠岐申请过一个预期5年的科研项目，被要求在申请书里写清楚，5年里，哪一年需要出国访问、去哪个国家，否则不会受到资助。他苦笑着说：“我怎么知道今后哪一年我要参加什么国际会议。”

    在他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科技管理部门用管理行政部门的方式来管理科研”。即使申请到项目，他也感到自己不停地在填表格。有个项目，他已经填了不下12次表格。

    周玉梅委员来自中国科学院，她说，中国科研经费的确不少，但是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经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科技界更需要的是非竞争性经费，让科研人员能有一个稳定的支持。而竞争性经费所占份额过大，“带来的问题是申请项目成为科研人员的头等大事。很多人的精力用在忙中期检查、忙验收、忙评审，同时还忙着评别人。”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人情项目”。

    当有人在政协小组会议上谈起国家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人情项目时，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闻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委员激动地说：“大家提了这么多年‘863计划’的问题，这么多年居然都没有改进！”

    “863计划”很容易让科学家想起“科学的春天”。它是1986年3月经邓小平批示启动的。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部主任王涌天委员是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说，在人情社会，有时连评审专家的名单都无法保密，不断被申请人骚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说，有些专家“屁股指挥脑袋”，参与863项目指南编写时，把自己的领域写进去，以便于自己人拿到项目。  

    他认为，中国政府与科学家之间缺少一个中间层。像现在这样，科技管理部门的少数人直接对应全国，管理上会有问题，腐败现象难免。

    然而，在这位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看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创新链条的断裂，资源分散、封闭、低效。虽然设立了众多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但很多是重复建设，还互相争资源。

    他和一些政协委员都感慨，政府一重视什么，什么就很快产能过剩。

    干勇长期担任钢铁研究总院院长。他记得，有一次钢铁行业批到4个名额，可以建设4个海外高层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结果，各个分支都去找他，“照猫画虎”都要建设。有些价值几千万元的仪器，“每家都要上一台，资源太浪费了，看着心疼”。

    他举例说，中国没有大数据库，即使在中科院，很多关键数据也不在院里，在个人电脑里，人一走，所有工作从头再来。“谁也不拿出来——拿出来，谁的饭碗就没了。”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形容，“高校基本是‘小农经济’”——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弄点项目弄点钱，小富即安。

    干勇说，中国现在是“低水平重复”严重，“高水平重复”也很严重。虽然载人航天等技术领先，但很多核心技术空心化，很多关键设备几乎都依赖进口。“我们的学费付得太多。”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担任“863计划”专家组成员时进行了一次尝试。以往科研人员申报项目，“拿到钱就胜利了”，经费拨付后，项目做不出来也没什么办法。鉴于此，他主张，先给申请人10%的启动经费，视效果如何再继续拨款。没有想到的是，几个项目最终都完成得很好，承担单位也不是原来想象的重点大学。

    如今的“2011计划”，也是类似的后置战略：不看你说的咋样，先看发展如何，然后再给支持。

    王树国所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参与了“2011计划”的申请。该校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多年前在没有任何拨款支持下开始了“小打小闹”的合作。后来他们决定整点“大”的——联合组建了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

    在这个平台上，行政退到了后面。丁肇中、孙家栋等5位首席科学顾问和40多人的专家委员会决定发展方向。“这个阵容一摆，哪有我们说话的份儿？”王树国这位校长清楚，“我就是搞后勤服务的。”

    反感行政干预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姚檀栋委员，今年提出了科技立法的建议。他希望用法律来明确一个原则：科学的事情由科技共同体来定，而不是渴求政绩的官员说了算。

    周玉梅说，国家到处需要花钱，仍然加大研发投入，是令人鼓舞的事情。科学家心里有数，1000万元的研究经费，按照现有的税率，很可能是一家两到四亿产值的企业上缴的全部利税。用好这个经费，我们自己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给科学家松绑。

    令这些科学家兴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参加的首场政协分组讨论，就是与他们在一起。当了多年政协委员的王涌天希望，以此为标志，“迎来又一个科学的春天”。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