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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蛀了，给你拔了；手指绞伤了，给你把指甲盖掀了。一个‘赤脚医生’包治百病，却常常误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潼南县田家镇佛镇村党支部书记王海燕在全国两会上说，“可不可以参照大学生村官的模式，让大学生在执业前先来基层医疗机构锻炼？”
当选过十八大代表，又在中南海参加过会议，全国人大代表、云南怒江的“溜索医生”邓前堆算是“名医”了。即便如此，他的月薪也只有四五百元，“每增加一年工龄月薪才涨5毛钱，这样的收入水平，根本留不住人，我现在的同事已经换到第5个了。”
农民代表关注的话题，同样也是医药卫生界别的“专家级”委员关注的重点。
“大家都在说医改的‘深水区’，我认为真正的关键点就是在基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方来英说，北京的医疗卫生水平在全国算是好的，但基层社区医生还是有1.8万人左右的缺口，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的收入仅为市属医疗机构的一半，“收入差距问题不解决，乡村医生、家庭医生这事儿就很难办成。”
但是，基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生？是把原有的“赤脚医生”培养起来，还是把刚毕业的大学生派下去？
方来英讲了一个顶级专家下乡看病的故事。那次义诊活动，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了一批神经外科、心脏外科的顶级专家在怀柔喇叭沟门乡摆摊看病，最受欢迎的是一名什么病都能看的中医专家，“其他专家基本坐着没事。一老太太找大夫看肚子疼，我们的神外专家直挠脑门儿，这病真不会看。”
虽然期待大学生医生下村，但王海燕也认为，目前最高效、最可行的办法还是大力培养“赤脚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说：“都说让医生去基层医院，基层医院医生的收入不提高，谁愿意去？”
说到乡村医生收入的提高，又要回到绕不开的卫生经费投入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把教育经费支出所占GDP总量的4%和卫生支出的5.57%作了比较，“这里要分清，教育那部分全部是由国家支出的，卫生这部分是国家、社会、个人三方共同支出，各出三分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提到了基层疾控机构工作人员紧缺的问题，“在基层农村，我们的疫苗够，但可能没人给你注射疫苗！”他介绍，一个乡村的疾控卫生员，翻山越岭可能只为一两个人注射疫苗，但他一天的工钱“只够买瓶水喝”。一个令人揪心的现实是，由于经费吃紧、人手不够等问题，已经有个别地方疾控机构尝试通过走市场化之路获得盈利。
赵平拿出的一份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卫生经费支出占GDP5%以下的国家只有21个，占5%至8%的国家81个，8%以上的国家23个，“香港投入19%，内地投入到8%左右应该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