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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外长通告中外记者，新任国家主席将在今年3月中旬开始他履新后的首度出国访问，出访国除俄罗斯之外，其他三国均为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
笔者早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非洲虽远，却是新中国的精神近邻。”新任国家主席此次访非是否可以印证此话，自不便妄议，但至少可以使境外媒体明白，中国与非洲的传统友谊和新型战略互惠关系确实非比寻常。
说来有趣，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脑子里闪动的却是若干年前在东非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遇到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忙里偷闲想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博物馆。因为路不熟，误打误撞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子。一看沿街老旧的房子就能判断出，住在这里的人家大都不富裕，或者说都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吧。当我告诉那些好奇地围上来的老人和妇女自己是中国人时，他们最初都不置可否地直摇头。此时，我灵机一动，说是“从郑和家乡来的”。四周立刻响起一片欢呼：“郑和？！拉飞齐（斯瓦希里语，意为“朋友”）！”我也一下子乐了。“拉飞齐”，不就是当年马季说的那段相声《友谊颂》中用过的“拉菲克”吗？
这件事给我印象实在太深。回国后把此事讲给亲朋好友，他们几乎都不相信。是啊，500年前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到过的非洲东海岸，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听上去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不仅如此，我有幸接触过的几位中国前驻非洲国家的老外交官也曾说过，20多年前，你对非洲底层民众说“China”，他们可能不甚了了，但如果说“周恩来”，却几乎没有人不对你报以友好和亲热的回应。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对非洲多国的成功访问，早己成为非洲公众难以磨灭的友谊记忆……
笔者记述这些往事，无非是要说明，习近平即将成行的对非访问，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际意义；既是为了友谊的传承，又是为了拓展新型的战略互惠关系。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已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走向高潮，到上世纪60年代则出现了政治上的“井喷”，西方国家称之为“非洲的雪崩”。新中国对与自己命运相似的非洲摆脱殖民统治而感到欢欣鼓舞。之后，取得独立的非洲各国走上了谋求发展的道路，以援建坦赞铁路为鲜明标志的中非政治关系也由此增加了经贸内容。当然，这个时期非洲对中国的最有力支持，则是帮助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更加务实。邓小平确立的互惠互利基本原则，改变了以往政治、经济相互脱节的状况。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非经贸关系更有了长足发展。在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方针与“促进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非经贸往来进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在北京成功举行的有40多个国家元首参加的首届中非论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来宾最多、影响最广的国家级外交战略行动。而中非论坛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之一，就是中非双方的进出口贸易额已基本达到平衡。这一平衡有力地说明了中非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互惠，以及相互之间经济依存度的大大增加。
交往多了，矛盾也自然会多起来。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非洲在不断扩大和深入交往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摩擦和纠纷，其中较多的是商务和劳资纠纷。一些到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家，由于不熟悉非洲社会的历史进程、文化背景、人文风俗、民族特点、职业习惯，常常在企业管理上与当地公众之间出现不该发生的误会。一些缺少职业道德和操守的中国散商，在商品交易中以次充好、不讲诚信的行为，也给中非传统的友好关系蒙上了阴影。所有这些，加上一些媒体的炒作，也让“中国威胁论”和所谓中国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在非洲找到了一定市场。
尽管瑕不掩瑜，尽管深厚牢固的中非友谊不会因此而动摇，但笔者依然认为，在国内有必要对广大公众特别是企业界人士进行关于中非友好的针对性教育，更有必要在青少年教育中增加和普及中非友好往来的历史内容。希望新任国家主席今年春天对非洲的访问，能为中国与非洲的传统友谊带去和煦的春风，也为中非交往的历史和新型战略关系书写华章。
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