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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重庆工商大学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征求绩效工资方案意见的通知》，表示要“进一步广开言路……继续收集大家关于绩效工资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3月15日下午，因为对审议中的绩效工资改革方案草案不满，重庆工商大学部分教职工在会场楼外高唱国歌，随即到校门口聚集。相关信息和图片经过网络快速传播后，成为热门话题。
事件发生后，中国青年报记者连续多日深入该校探访，试图还原这个被视为“高校行政化导致利益分配严重偏向行政管理人员”的样本真相。
目前，校园已恢复平静，但有教师担心，这次改革将让既得利益者侵蚀自己的权益，有的教师担心学校的品牌受到负面冲击，还有教师担心参加此次风波的核心参与人员可能被秋后算账。
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得信息，重庆正对高校的绩效工资改革进行研判。
审议绩效工资改革方案引发教师不满
综合重庆工商大学校方和曾参与维权活动教师的信息，本次事件发端于15日召开的该校二届五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这个被民间形象地概括为“校园两会”的会议对学校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审议。
当天的议题包括学校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等，其中，与会人员和全校教职工最关切的是审议学校绩效工资实施方案的草案，该方案直接关系到学校全体员工的根本利益，全校上下都非常关心。部分非正式代表也前往会场旁听，有的站在会场后面，有的站在走道上，有的甚至还坐在了代表的席位上，但得到了默许。
该校宣传部部长华杰介绍说，会议为期一天，上午的会议波澜不惊，在听取一系列报告后，代表们分成11个小组进行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被收集汇总后，拟在下午作出《审议决议》。当天下午，在对《审议决议》进行表决时，旁听人员或许错误地理解成将表决通过绩效工资实施方案，从而采取了过激行动，走到教学楼外唱国歌，并在校门处聚集。
“当时，情绪比较激动的大约有30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他们的聚集造成进出不便。因为校门旁就是轻轨车站和公交车站，人流量很大，加之当天天气很好，有很多前来爬山的市民从此经过，有的停下来围观，导致网络上的照片看起来有很多人聚集。”华杰说，“当时在场的只有大约30名教职员工，以及大约20名前来劝导的学校和学院领导，其他的都是路过或旁观的市民，网络上‘300名教师’的说法，不是事实。”
华杰表示，网上关于“罢课”的内容，除了参与人数失实之外，其定性也是完全错误的。“按照我们学校的传统，星期五下午基本没有安排课程，本身就没有安排上课，‘罢课’之说从何谈起？”
一名自称参与“聚集”的老师张甲表示，当时，老师们确实是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异议，没有任何“罢课”的企图，自己当天下午本身就不上课，“如果要上课，我肯定会去上课，不可能去旁听会议。不管怎么讲，工资方案是学校教师内部的事务，不应该波及学生，我们绝不会用‘罢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师都表示，这次聚集并非“罢课”，他们称为“散步”。
举手表决的通过方式被指“太儿戏”
针对网络上“在工作人员统计尚未结束之际，校领导即宣布该实施方案获得通过”的说法，校方人士表示，该说法不实，当时进行了统计，168名代表中有150人出席会议，101票赞成、32票反对、17票弃权。更关键的是，当时通过的是《审议决议》，而非具体的实施方案；而该份决议的内容是，决定广开言路，进一步征求广大教职工意见，对此方案进行进一步修改与完善。
曾参与“散步”的教师李乙详细介绍了当天的情况。当天中午，他接到消息说，学校可能在下午的“两会”上对绩效工资改革进行审议。出于对自身切身利益的关心，李乙赶到了会场。
“现场有部分并非代表的老师‘围观’，但没有人疏导。”他说，到现场后，他的第一感觉是，氛围很不正式，相对于议题的重要性而言，显得不够严肃。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使用了举手表决的方式。”他说，现场共3名工作人员进行统计，“我不知道最终的统计结果是怎么出来的，谁来数，怎么个数法？有的举了又放下了，算举手了吗？谁来监督计票人员的结果是否准确？”
“统计的结果很难让人信服。”他说，他对计票方式的印象是“有点儿戏，太随意”。
针对当时是否将通过《审议决议》理解为通过最终方案的问题，李乙回答说，这个所谓的决议内容太含糊，就连事后各位领导进行解释时，表述都各不一样，足以证明这个《决议》过于语焉不详，不容易被理解。
曾全程见证“唱国歌和散步”的教师刘丙表示，本次会议，大家最关心的绩效改革方案并未作为文件材料发放，仅在分组讨论时短暂现身，有关方面还要求收回，这进一步加强了“去现场围观老师的不信任感”。
他说，学校15日“开会”，14日下午才发通知。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提前一周左右通知，校方的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学校是故意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刘丙回忆道，当领导宣布“通过”以后，“围观老师”认为，方案就这么定了，“有人便吼了起来”，但会议仍在继续，只是有人要求“小声点”。
他说，此刻，会场上开始传出低微的国歌声。李乙介绍说，“围观”的老师退出会场后，激动地讨论“以后怎么办”，这时，出来一些人对着他们拍照，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于是，出现了唱国歌和“散步”的情况。
李乙表示，现场老师的反应完全是在特定情绪状态下的“应激反应”，没有任何事前的安排和准备。网络上将其界定为“罢课”，应该说不是事实。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未参加当天的“散步”的教师中，也有相当部分认为自己“被代表”，他们说，代表中70%是处长或副处长，25%是正教授，5%是其他代表。记者多次要求了解校园“两会”代表的详细身份信息，但校方表示，因为该校人事处负责人在市里开会，无法核实准确情况，该部门出具了一份在此次风波发生前成型的汇报材料，声称代表构成完全符合规定。
校方提供的另一份材料显示，正式代表中，正处以上占总数的33%，具有教师资格并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1%，45岁以下中青年代表占总数的60%。
记者试图了解重庆工商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和教学科研部门各自的员工比例，以核实网络上备受诟病的“行政管理人员比教学人员还多，高校行政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说法，校方同样以相关人员不在、自己不清楚准确数据为由，未予以正面回应。
“网络版方案”并非审议方案
此次会议审议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是此次风波的症结，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方案（下简称“网络版方案”）被指对一线教职工存有严重歧视，“缺乏对一线教职工的应有尊重”。
据悉，该校绩效工资总体上分两大部分，一是基础绩效工资，一是奖励绩效工资。两者分别占全校绩效工资总量的约70%和30%。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单位实行的方案。
占据总量约七成的基础绩效工资部分，“网络版方案”中，正处级领导一年为97300元、副处为81000元、正科为63000元、副科为51600元。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正教授为4级64400元，副教授有三级，其中5级51400元、6级46400元、7级41400元，讲师也有三级，8级为35400元、9级为32400元、10级为29400元。
如果该方案属实，那么，教授的固定工资收入将低于副处，副教授低于副科长。正因为该方案在很多人看来违背了起码的公平原则，所以，网络上几乎一边倒地批判该方案。
记者通过多个渠道证实，“网络版方案”并非会议审议的方案，会上审议的方案是按系数确定的，3级教授为160、4级为140；副教授中，5级为120、6级为115、7级为110，讲师中，8级为90、9级为85、10级为80。管理岗位中，新提拔的正处133，工作3年后138；副处长中，新提拔的109、工作3年后114、工作7年后119；科长为89，副科为84。
根据这一方案，教授的收入显然高于正处级，副教授高于副处级，更远高于科级。
刘丙认为，该方案存在硬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专业技术岗位及工资标准和管理人员岗位工资标准相比，副高级5级应高于正处级5级，中级9级应高于科级7级，但是，学校的方案与此相悖。”他说，该方案依然有行政人员高于教学人员的倾向。
他指出，教学人员要领取到全额基础绩效工资，前提是完成工作量和论文数量，在目前发表论文普遍存在“潜规则”的背景下，教学人员的实际收入会打折扣。
此外，他说，学校的方案模糊不清，“比如，方案说，理论课教学工作量包括备课、授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考核等教学环节，以计划课堂教学学时为计算依据。根据该条款，批改作业到底是否折算成工作量，并不清楚，有关领导对此的解释也前后矛盾。”
引人注意的是，校方似乎并不希望将方案公之于世，他们认为，这只是内部讨论的一份收入分配草案，没必要让整个社会进行讨论。
“如果真的是‘三级教授不如一个后勤科长’，那简直就是个笑话。”华杰说，就是因为觉得“网络版方案”完全不符合事实，“纯属乌有，不值一驳”，所以，“清者自清”，校方未予以正面回应。
华杰表示，学校绩效工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兼顾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人员的利益，并适当向教学科研岗位倾斜，目前的方案草案正是按此原则草拟，并在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过程之中，目前尚未有定论，方案的确定和实施也并没有时间表，还将通过多种形式继续广泛征求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将方案进一步完善后再依法、依规、有序推进。
风波早就埋下了伏笔
刘丙表示，当天的风波由来已久，“早就埋下了伏笔”。他说，矛盾主要体现在行政人员的年终奖比教学人员高出很多，而且，行政人员有更多的出国机会，更重要的是，行政人员出国不需自付经费，而教学人员则需自费1/3的经费，等等。
他说，“网络版方案”也是产生积怨的重要原因，这是学校的第一个版本的方案草案，该方案在正式推出之前，在学校中高层领导讨论交流时，有人将该方案的主体内容散布出来。
该方案受到了广泛批评。学校发出紧急通知，邀请对该方案有意见的教师跟校领导当面沟通。2012年1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沟通会”正式举行。会议上，校领导的半小时讲话引起教师不满，认为“既然是听取教师的意见，就应该由教师讲”。随后，多名教师措辞激烈地表达了对该方案的不满。很多老师表示，教授和处长的收入差距有3万多元，要想达到处长的收入水平，需要上几百节课，显失公平。
针对教师们提出的问题，校领导表示“虚心接受，会考虑大家的意见”。
随后，“网络版方案”被搁置，后来在“两会”上讨论的方案，是用“系数”定收入的新方案。
2013年3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新方案被提交讨论，但是，教师被要求不得拍照、不得录像、不得复印、不得带走，只能看，看完后，方案将全部收回。
此举加剧了教师的不信任感，但教师仍按要求进行了讨论，并汇集成书面材料交给了学院。
“遗憾的是，大家提交的书面意见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没有任何解释。”有教师告诉记者，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不但未接到任何反馈，反而接到“学校两会”将审议方案的消息。
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教师表示，撇开绩效工资改革方案本身是否公正合理的问题不论，引发这次风波的关键在于，校方的改革方案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的流程，决策者未进行充分的调研，也未对教师提交的意见作出答复。“程序上存在瑕疵。”他们说，“校方对方案遮遮掩掩也加剧了教师对决策者的不信任感。”
而校方人士则表示，方案的修改已经体现了教师的部分意见。
改革要减少阻力，就需要将改革方案放到阳光下
对于“系数版方案”是否合情合理，接受采访的教师有不同的认识，针对基础绩效工资部分，质疑主要表现为“不清晰”，“用系数确定了‘分子’，但学校会拿出多少钱来做‘分母’？没有制度化的确认，事实上，总盘子是相对确定的。学校的方案不能让教师清楚自己的大致收入，增加了焦虑感。”
争议中，最集中的在于占总量约30%的奖励绩效工资。
重庆工商大学教务处处长靳俊喜介绍，该校从2003年开始执行现行奖励办法，即教授一个学年应完成的的基础工作量为240学时，副教授为250学时，讲师为260学时。超过的工作量，按45元/学时计算。该方案迄今已执行10年。10年间，学校的学生总量由约两万人增长至目前的近3万人。在新的形势下，该校提交审议的新方案草案为：将基础工作量提高为320学时，超额工作量按60元/小时核算。该校还设置了一个过渡期，基础工作量为290学时/学年，超额工作量按50元/学时核算。
靳俊喜介绍说，学校已经出现员工的超额工作量远远大于基本工作量的情形，“不符合管理规律”。他说，该校进行过核算，目前的工作量总量为61万学时，在理想的师生比状态下，每名教师的平均工作量为373学时，考虑到该校教师数量尚未达到理想师生比等因素，人均工作量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值。“如果按320学时计算，平均超额工作量也接近总工作量的一半。”
但反对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最大的质疑是行政部门的人员的考核指标未上调，两相比较，并不公平。该说法得到了多名受访教师的认同。
教师周丁认为，教师的专业不同，可以选择的学时数量千差万别，“有的教师工作再怎么积极，也难以完成320学时的工作量，怎么办？如果出现了教师为了完成基础工作量而‘抢课’的情况，怎么办？”
有人声称，如果确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完成320学时，学校将不会进行处罚。可是，教师却很担心，因为这种“特赦条款”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操作中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谁应被界定为‘特赦对象’？”
靳俊喜表示，需要指出的是，学校实行两级管理体制，绩效工资由学校划拨给学院，而非直接给个人，学院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制定细则，解决微观层面的部分专业教师工作量偏少的问题。“凭良心说，学校制定的草案，心眼没长歪。”
但很多教师认为，之所以提高基础工作量会引起这么多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校方没有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比如，提高教师的考核工作量，有没有政策依据？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张甲表示，学校应该公布提高工作量的政策依据，尤其是数据。
他还认为，学校认为合情合理的工作量，应该将核实的依据进行公开，“尤其是应该把那些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的工作量分割开来，单独核算专职教师。”
很多接受采访的教师表示，本次改革方案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关键在于学校缺乏对基层教师意见的尊重。“该走的流程没有走。”他们说，“改革要减少阻力，就需要将改革方案放到阳光下，在达到基本共识后，再进行实质性推进。”
“高校行政化问题已经是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而本次改革方案，又必须将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学科研人员区别对待，因为两个系统不可能用同一标准对待，因此，改革必须慎重。”该校一位老教授表示，“但愿这个让高校教师不得不斯文扫地、丢下师道尊严，用唱国歌的方式维权的案例，能让政策制定者反思。”
（本文中的部分教师应要求使用化名）
本报重庆3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