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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路费足以请人修建更多的厕所，为什么还要亲自去？
在走进塔村那一刻，22岁的台湾成功大学学生陆品丞和21岁的天津南开大学学生李郁青都对此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
2013年寒假，他们参加了一支由南开和成功大学15名学生组成的小组，来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海东镇塔村，帮助村民修建厕所。
这些年轻人到达以后发现，塔村不像是一个“特别需要服务”的村庄。在这个紧邻洱海东岸的村子里，他们见到了高科技的风能和太阳能路灯、家家户户堪称“华丽”的门面、村民家里铺着的地砖，以及客厅里的壁挂式液晶电视。塔村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多年来，塔村人习惯了使用村里的公共厕所。而他们的计划是，为一些农户修建独立厕所。但这个计划的作用连他们自己也表示怀疑——15名大学生，在12天之内为6户人家每户挖了一口化粪池。对于塔村的347户村民来说，这的确是“微不足道的”。
李郁青坐了4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才来到这里。早在她决定参加这个计划时，就不断有人对她提出质疑，包括她的父母和老师在内。长辈们告诉她：“这件事太小了，不值得付出这么多。”
她也问过自己，他们跨过海峡、翻山越岭穿越大半个中国，“到底在做什么？”
发起这个计划的，是早年毕业于南开中文系的成功大学教育学博士、新加坡人李伟雄。过去10年里，他致力于推广在西方已经流行多年的“服务学习”理念。他曾带一些新加坡年轻人到大理修建厕所，组织台湾和大陆学生一起参加，还是第一次。在新加坡，许多家长会出资送孩子到其他国家服务学习。
李伟雄希望，通过服务学习，能提升这些年轻人的公民责任、服务技能、反思学习能力与批判思考能力。
这一次，李伟雄通过大理市共青团组织找到了塔村。
修建一个厕所要1000到1500元人民币，15名学生的往返路费实际上足以请人修建更多的厕所。成功大学课外活动指导组教师吴昌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生是他们在校内公开招募来的，每位同学须缴付1.5万新台币以支付生活、交通、保险等费用。如果负担不起，学生可以通过打工来解决部分费用。校方自身提供了部分经费，也对外募集了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钱捐过去？”吴昌振说，他们考虑到，获得直接捐款的农户可能不会去修建厕所。而且他们主张，农户作为受益者，也要付出一定的投入，这样才会珍惜。
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捐款的善举，就与学生的“服务学习”无关了。
在塔村的生活只有12天，却给这些多数来自城市的年轻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夜间集体在村委会的房子打地铺，白天在固定的时段上工。很多人第一次见到粪坑，第一次学会砌墙。两位姓张的当地泥瓦工被请来指导他们——他们很快成了这些大学生嘴里的充满激情的“大哥”和埋头苦干的“二哥”。
直到最后一天，他们仍然发现，自己砌的墙参差不齐，并不平整。从技艺的锻炼来讲，他们收获甚微。
大陆学生可以讲起习近平的很多事迹，台湾学生对政治人物没那么熟悉
南开大学学生李晖被很多人问过：你去云南盖厕所，就算你学会了怎么样砌墙，你又不是立志要成为一名泥瓦匠，这些于你又有什么价值呢？
李晖说，当然自己的梦想不是成为一名泥瓦匠，但在服务过程中的宝贵体悟，“托举”着她，让她受益匪浅。
这些体悟往往是在夜间的反思会上总结得到的。反思被视为“服务学习中最关键的一环”，也是他们一整天“引颈期盼的事”。
反思会就是大家在打地铺的位置围坐一圈，通常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开始，有时甚至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吴昌振形容，“因为大家欲罢不能”。
这些年轻人从农村的厕所或者一条狗出发，会将话题展开到极为广阔的空间。一位台湾同学说：“总是可以听到大家对于一件事不同的看法，或是发现身旁我所没有发现的事，听听别人不同的观点，吸收彼此的想法。”
吴昌振认为，反思会的奇妙在于，创造了一个心理互惠、信赖的环境。在异地，大家反而愿意敞开心胸，倾诉自己的发现，也包括个人的志向等平时不太可能对外人谈及的事情。
他做过记录，发现大陆同学平均每次发言20到30分钟，台湾同学大概5到10分钟。他还注意到，南开的学生在发言时，会多穿插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并不完全是叙述性的。
成功大学学生张蕙玲当初从社交网站上看到招募公告。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陆。她母亲对她到大陆来表示过担心。但当她与南开学生接触后，发现这种交流是值得的。她很想告诉妈妈这一点。
在张蕙玲眼中，南开学生表现很积极，对国家大事很关注。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是随波逐流。
她对记者打比方说，大陆学生可以讲起习近平的很多事迹，而台湾学生对政治人物就没有那么熟悉。
成功大学学生林尚儒之前也没有到过大陆。他说，自己从小在报纸和小说里了解大陆，“有很多的想象”。这次的一些发现，“颠覆”了他的想法。以前，他觉得大陆比较封闭，其实不然。他父母对大陆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乱丢垃圾”等阶段，现在他看到，“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林尚儒第一次从大陆学生那里听到“学霸”这个词。这是在大陆形容学习成绩超好的学生的一个词。他告诉对方，在台湾，这叫“卷哥”，就是考试头10分钟就交卷而且考100分的那种人。
南开学生乔牧说，破除了神秘感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就和同学一样，可聊的东西很多”。
乔牧注意到，台湾学生之间是“团队决议制”，同学之间沟通很多，而大陆的社团中缺少这样的氛围。他还认为，台湾学生“更敢说真话”，在观察力上也胜过大陆学生。此外，在才艺方面，台湾学生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的才艺要丰富很多。他觉得，这是因为大陆的教育是“为了培养一个兴趣而培养”，而台湾同学受到的教育“目的性没有那么明显”。
两岸之间的比较，不止发生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台湾师生发现，塔村人有的还“蛮有钱”，有村民到台湾旅游过。一些村民会向他们打听台湾的情况，聊起小吃、风景比较多。“日月潭知道的更多——没人提起马英九。”
未来社会的中坚不能只在教科书上了解海峡对岸
“为什么要带学生来？真正要影响的是这些学生。”吴昌振对记者说，南开和成功大学的学生未来都很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甚至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同学的大多数都在顺遂的环境中成长，缺少生活体验，而且通常“在教科书上”了解海峡对岸。这些人体验生活，互相了解，并有所反思，以后就不会“不食人间烟火”， 知道“庶民”的状况，制定政策时就会贴近现实。
每次看着师傅砌出来的光滑如镜的墙面，南开大学学生王浩竹就用“术业有专攻”来安慰自己。他说，如果没有这一次，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拿上抹子。修厕所的经历让他更加明白，这个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干着不同工作的人组成的，工作并无贵贱，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便是很大的成功。
与“二哥”聊天时，成功大学学生陈宥任得知，他们修建第一个厕所的那户人家有一些困难。原本，他们的任务是只要建好化粪池就行，地面灌浆之类的工作不必负责。但“二哥”决定，等到所有事情做完之后，会再回去帮忙把整个厕所都建好。
陈宥任很受感动，他说，人们总是害怕多做了些什么，吃了多少亏，而“这些做人的道理，不能够靠别人教”。
在塔村，陈宥任看见了一群“相当有热诚的基层领导”，他认为，他们的想法是以报效国家、服务乡里为中心，这不仅是件好事，还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这不仅是从政者，也是每个人都该深植内心的想法”。
这并非陈宥任一个人的发现。很多人在反思会上提到了基层干部跟群众之间的“亲密互动”，有些干部是外面读完大学后回当地工作，在聊天时，他们使台湾学生感受到“改善大家生活和建设这个地方的理想”。
林尚儒对记者说，共青团大理市委的一位干部前后去过塔村多次，跟大家交流很多，他本“没必要”这样做。这位团干部给他的印象，“不是一个官员，而是一个想做事的年轻人，没有官气”。他“完全被感动”。
在告别塔村的时候，这个21岁的台湾小伙子“偷偷哭过”。他说，那种感觉就像离开家一样。很少有一个地方会给他这么深的感动。
自己就算只砌过两块砖，那也是创造历史
临走之前，林尚儒支起三脚架，用一台旧式的相机记录了一个在洱海边上被他们称为“海景房”的厕所的诞生过程。
他让这些照片快速播放，就像一部纪录电影那样。他说，虽然只是修建了6个厕所，但这种做法影响了很多当地人，“搞不好”哪天大理的环保意识提升，这种厕所得到推广，那自己就算只砌过两块砖，那也是创造历史，“为什么不去做？”
关于厕所问题，乔牧认真地问过吴昌振。吴昌振对他谈起了“花瓶效应”：你往一个厕所里放一个花瓶，大家都会注意到，会自觉去维护厕所的美化。大理的环保厕所正在增加，我们做的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希望能起到“花瓶”的作用。
在这些学生离开之前，“大哥”专门留下来，与他们住在一起。他希望最后一晚和大家多相处一下。他还送给每人一个石罐，是用大理出产的大理石做的。乔牧琢磨半天，做了一个小小的化粪池的模型，回赠给“大哥”和“二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开心”。
回想起这段经历，李郁青说，服务学习在潜移默化和分享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大家萌生了“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想法。当有一天他们能够以一己之力帮助到这个社会的时候，这段经历的影响会显现出来。
南开学生纪蕴佳每当被问起塔村的事情，总会“一时语塞”。她总是含糊回答，自己只是去云南盖厕所。“想的太多反而不知道如何开口。”
这些年轻人用不同的方式记住了万里之遥的塔村。有人是这样记住的：在塔村那些亲手建造的化粪池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