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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记者今晚截稿，陕西省体育局、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延安市体育局共同成立的联合工作小组仍在与庄朵朵一家人商量如何解决问题——原陕西省柔道队集训队员庄朵朵一怒之下“揭黑”，称自己需要体育局安置工作和提供治病费用。由于延安市体育局拖延不理，庄朵朵遂公开透露，自己曾亲身经历过“改年龄”和“改名字”等运动队造假活动。
“事情可能会很快解决。”庄家人今晚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庄朵朵需要等待最终结果，“省体育局的态度还可以，说是和我们一起进行医疗鉴定，然后再治病。”
“省体育局纪检部门和人事部门已经对庄朵朵说的‘造假参赛’事件展开调查，一旦有结果，将立即向社会公布。”陕西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杨长岭告诉记者，“庄朵朵事件会得到妥善处理。”
事实上，体育圈的混乱由来已久，“改年龄”和“换名字”等恶劣造假手段直至现在还时有发生。
难解的“业余运动员”身份难题
最初令庄朵朵感到气愤的是，延安市体育局以“庄朵朵属于业余运动员，不在安置范围内”为由，不给自己安排工作。
“我练了这么多年柔道，结果自己还成了业余运动员，这种说法太让人伤心了。”庄朵朵今天中午告诉记者，“我一直是享受专业运动员待遇的，怎么可能是业余运动员？”
但陕西省体育局的规定，确实让庄朵朵无法享受安置政策——取得全运会或全国锦标赛的前六名或全国青年赛的前三名，是获得“安置政策”的敲门砖，只有取得上述成绩，才能成为拥有陕西省正式编制的专业运动员，而庄朵朵尽管有省市冠军的称号，却没有取得上述全国比赛的相应名次。
而业余运动员与专业运动员之间的待遇差别，远比人们想象中的大，更何况在庞大的专业运动员群体中，还有“是否在编”的区分。
“我们国家的编制管理原则就要求精简，所以，通常占正式编制的运动员，大约占运动员总数的一半。正式编制运动员每个月的工资，来源于行政拨款，通常大城市这部分运动员在500人到800人之间。另一半运动员，大多是以协议形式存在的，简单地说，就是和运动队签合同，代表所在的地方队参加各种比赛，如果他们想成为正式编制内的运动员，必须符合条件，比如说，拿到全国前三名。但这也很难，因为毕竟编制有限。所以，每年引进名额的竞争都很激烈。”一位地方体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常来讲，正式在编的优秀等级运动员是待遇最好的，正式在编的普通运动员也还不错，起码退役后地方体育局会安排工作。不过，这两年也有不少运动员对安排的工作不满意，宁可拿一笔退役费自谋出路。”
庄朵朵非优秀运动员，更非正式在编运动员，但她的“运动型哮喘”的确与其长期的专业训练“存在因果关系”，“体育局不给钱治病”又成为庄朵朵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运动员少有合适的医疗保险
“最近，这样的纠纷越来越多，如果庄朵朵有合适的医疗保险，事情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中国运动员保障体系内的保险种类大概有三种，一是所在运动队购买的意外保险，二是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提供的伤残保险，三是参加各项赛事时，赛事主办方购买的保险。”一位地方体育局医疗专家告诉记者，“从中国体育界的现状和过去出现的问题来看，这三类保险远远不能满足运动员，尤其是基层运动员的需求。”
据记者了解，“体育专业保险”领域至今未被纳入中国保险法和中国体育法的范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体育保险法规，仅有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优秀运动员伤残等级标准》和《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两部层次较低的体育部门规章，而这两部部门规章已经很难适应10年来中国体育的发展需求。
“其缺陷首先就是保障范围狭窄，其次是体育保险险种单调。”著名体育法学专家赵建军告诉记者，“我们国内好像还没有从事体育保险业的专门人才，这是一个职业空缺。”
“保障范围狭窄”正是导致庄朵朵此次“揭黑”的原因之一——《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明确规定，投保人应为“优秀运动员”，“优秀运动员”的定义在中国竞技体育界十分明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所属正式在编、享受体育津贴奖金制并从事奥运会和全运会项目的运动员。
而《保险试行办法》也绝不是能让运动员高枕无忧的保险库：被认定为“死亡或者成为植物人”的特级保险赔付金额只有30万元，最低等级赔付金额则为1000元。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成立政策性的体育保险公司，对体育保险公司承保的高风险体育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政策支持，对运动员或教练所面临的运动风险及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实行强制保险。”赵建军说，“今后在修订《体育法》和《保险法》时，应增添和补充有关体育保险和保障方面的内容，明确体育保险的性质、承保主体、险种设计、责任范围、费率厘定及再保险等内容，这对我们体育工作的开展，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文化教育”从来都是辅助性的
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杨扬看来，“组织安置”并不是解决运动员保障难题的最佳答案，“安置的效果毕竟有限，无论是安排工作还是货币化安置，都不如让运动员从小接受正常的文化课教育，并在恰当的时间接受职场培训。”杨扬说。
以北方某市一所体育运动技术学校为例，这所“业余体校”在教育系统内属于公办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级别相当于普通高中，学校为学生设置的文化课在周一、周四两天上午和周二、周三两天晚上4个时段进行，而学生的课表也不复杂，只有英语、运动心理、计算机和思想品德4门课程——在结束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这批渴望成为编制内专业运动员的体育中专生，大部分精力都转向了运动技能的训练。
“我初中就在体校了，每周要上6节文化课，但我们基本上都学不进去，有时候全班都不会写作业，肯定和普通学校的学生没法比，可能上午的课还能勉强听听，但下午和晚上的课基本上都没用了。而且，在有比赛任务时，我们肯定要请假，训练是不能耽误的。”与上述中专体校同城的另一所体校小运动员陈力告诉记者：“文化课也就是学了些数学和语文的基础，如果打不到一线队，出去后就得重新学习。”
不过，大城市体校的小运动员比起庄朵朵来说，已经幸福多了。庄朵朵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我也收到许多网友的私信。这些网友过去主要都是体校学生，他们许多人的遭遇和我差不多。还有正在上体校的学生。我不知道是该给他们打气还是泼凉水，但我只能告诉他们，文化课不能丢。不要像我，到现在还不会背乘法口诀。”
在23岁的庄朵朵看来，至今不会背诵乘法口诀无疑有些丢人，但在中国陈旧的运动员培养体系下，运动员只为“冠军”和“金牌”存在，“文化教育”从来都是辅助性的——而在运动生命后期，文化教育的缺失，往往使得运动员不能顺利地融入社会。
“所有的竞争都是残酷的，无论在竞技场上还是在职场上，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竞争，我们需要让每个运动员从第一天起就存在这种意识。”杨扬说，“起码要让小运动员接受和普通学生一样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对此都要负起责任，只有这样，体育大国才能成为体育强国。”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