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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28日 星期四
中青在线

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毕业去向与职业生涯教育研究成果显示——

我国高中生职业生涯教育全面落后于美日韩

孙宏艳 本报记者 向楠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3月28日   07 版)

    漫画:郝延鹏

    职业生涯伴随人的一生,良好的职业生涯教育是青少年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高考时院校、专业的选择,对青少年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但是近年来,我国的职业生涯教育几乎都集中在大学阶段,对高中阶段的职业生涯教育存在严重的忽视。

    2012年9月~11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青少年开发院以及美国艾迪资源系统公司,共同发起了一项以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四国高中生的毕业去向与职业生涯教育为主题的比较研究,并于近日发布《中美日韩高中生毕业去向和职业生涯教育研究报告》。报告揭示,中国高中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已全面落后于其他三个国家,进而导致中国高中生在毕业去向以及职业选择上,出现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研究中,共有1766名中国高中生、1224名日本高中生、1295名韩国高中生与976名美国高中生接受调查。其中,接受调查的中国高中生分别来自北京、哈尔滨、郑州、宁波、北海、西安等6个城市的30所高中。

    中国高中生的毕业去向存在“三热三冷”

    总的来说,中国高中生在毕业去向问题上存在“三热三冷”现象,即“大学热,职业学校冷”;“大城市热,县、镇、村冷”;“国企热,民企冷”。

    调查发现,中国高中生把上大学作为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有36.9%的受访高中生希望考上国内一本普通大学,35.9%的受访高中生希望考上国内一流名牌大学,合计占比72.8%。这一比例在四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韩国的80.4%。相比之下,中国高中生选择毕业后直接就业或者报考职业学校的比例在四国中最低,只有1.4%的受访高中生打算高中毕业后直接就业,只有1.6%的受访高中生打算报考职业技术学校。四国中,日本高中生打算毕业后就业与选择报考职业学校的比例均最高,分别达到12.5%与11.3%。

    调查显示,四国高中生中,中国高中生对工作地点的选择最“扎堆儿”,想在大城市工作的比例最高,愿意去基层县、镇、村工作的比例最低。具体而言,有45.4%的受访高中生想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城市工作,33.1%的受访高中生想在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工作,想在基层县、镇、村工作的仅占3.9%。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高中生的选择都比较分散。其中,美国高中生选择在大城市工作的比例为35.6%,选择在县、镇、村工作的比例为30.3%。日本高中生35.1%想在大城市工作,26.5%想在县、镇、村工作。韩国高中生的选择则与中国高中生完全相反。韩国高中生最想在县、镇、村工作,比例高达50.1%,其次是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24.7%),想在大城市工作的仅有2.6%。中国高中生目前这种只想扎堆在城市,不愿意去基层的工作意愿,可能会带来一种恶性循环——优秀人才不想去基层县、镇、村工作,可能会影响县、镇、村的发展,县、镇、村越是发展不起来,也就越难吸引到更多优秀人才。

    在毕业去向上,中国高中生还呈现明显的“国企热民企冷”。调查发现,国有企业是中国高中生最想去的单位(48.3%),其次是自己创业(38.9%),第三是外资企业(37.1%)。中国高中生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是首选国企(51.7%),其次是党政机关(37.0%),第三是事业单位(34.1%)。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同时被中国高中生及父母排在最后。

    中国高中生的职业选择存在三大冲突

    调查发现,中国高中生的职业选择存在三个明显的冲突。

    首先,中国高中生表现出了对技术、技能的极高认同。大多数受访的中国高中生认同“比起学历,掌握技术技能更重要”(80.3%),“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应该先工作为好”(77.9%),“不管结果如何,先行动起来才是重要的”(86.6%)等观念。在个别观念上的认同度甚至高出其他国家高中生十几个百分点。但在实际选择中,中国高中生却宁可报考竞争力不强的三流高校或大专,也不愿意报考职业技术学校。

    其次,中国高中生最想从事的前五项职业分别是自主创业(32.4%)、企业的经营管理(27.9%)、美术工作者或设计人员(26.5%)、医生(25.7%)、法律工作者(22.0%)。美国高中生的首选职业是医生,自主创业排在第三位。日本高中生的首选职业是政府雇员,韩国高中生的首选职业是美术工作者或设计人员,自主创业这一选项在日本与韩国高中生的选择中,均没有进入前五位。可见,中国高中生有着强烈的自主创业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中,追求稳定和旱涝保收却是中国高中生最主要的心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有企业是中国高中生现实中最想去的工作单位。

    最后,在四国高中生中,中国高中生想要获得高职位的比例最高,达到了90.6%,其次是美国高中生(81.1%),韩国高中生排在第三(73.0%),日本高中生排名第四(46.0%)。众所周知,高职位意味着高责任、高付出,而且大多数高职位都需要从基层干起。然而,正如上文所揭示的,虽然中国高中生想要获得高职位的意愿非常强烈,但他们在实际中却存在着严重的“下不去”的问题,仅有不足4%的受访中国高中生愿意到县、镇、村等基层去工作。

    中国高中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全面落后于其他三国

    中国高中生在毕业去向上表现出冷热不均和在职业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冲突与矛盾,与他们极其欠缺职业生涯教育的现状关系密切。课题组在对四国高中生所接受的职业生涯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中国高中生在职业生涯教育方面几乎全面落后于其他三个国家。

    调查显示,中国高中生中接受过职业与毕业指导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国家,最大差距竟然达到45个百分点。具体来说,受访中国高中生中接受过职业与毕业指导的比例仅为33.1%,不但远远低于四国的平均水平(60.0%),与美国(68.8%)、韩国(72.3%)、日本(78.2%)之间的差距也非常明显。

    中国高中生目前的职业与毕业指导多由班主任来承担,受到过专业教师指导的高中生仅占1/4,在四国中比例最低。相比之下,在美国、日本、韩国,均有七成以上的受访高中生是由专业老师来进行职业生涯教育指导工作,班主任与心理咨询老师只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这显示中国目前在职业生涯指导师资配备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课题组对2012年一年内高中生的职业学习和体验活动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中国高中生参与各项职业体验活动的情况,几乎都排名靠后,很多方面甚至排名垫底。其中,参观企业或公司等工作场所的比例仅有18.1%(美国为39.9%,日本为44.2%,韩国为13.6%);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仅有6.4%(美国为15.4%,日本为7.1%,韩国为7.2%);参加工作实习的比例仅有15.6%(美国为32.6%,日本为42.4%,韩国为20.6%);进行职业咨询的比例仅有12.5%(美国为30.9%,日本为10.3%,韩国为48.7%);进行职业能力测试的比例仅有12.7%(美国为30.3%,日本为61.1%,韩国为88.6%);参加学校职业类选修课的比例仅有19.5%(美国为48.2%,日本为53.0%,韩国为59.8%)。

    中国高中生职业生涯教育全面落后,进而也导致他们在面临职业选择时,很难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能力倾向。调查显示,帮助发现职业兴趣和能力倾向,是中国高中生最希望从学校获得的帮助与指导。相比之下,其他三国高中生最希望学校提供的多为毕业去向,比如升学、实习、就业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可见,中国高中生对职业生涯教育有着深层次的需求。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中生,从小到大接触到内容丰富、分层细致的职业体验活动,因此他们更希望获得的是直接可用的升学或就业信息。

    我国高中生的父母没有在孩子的职业生涯教育中扮演应有角色

    教育的核心是教孩子学会生存。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国家,都希望他们学有所长,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并成为国家栋梁。如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后无力就业,难以自食其力,对职业和人生的规划一塌糊涂,甚至厌恶工作,这样的教育自然是失败的教育。

    在我国,职业生涯教育大多起始于大学阶段,似乎只是高等教育该管的事,高中、初中的职业生涯教育只有零星的几个试点,小学阶段的职业生涯教育更是几近空白。然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都非常重视从小对孩子进行职业生涯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认为,职业生涯等同于人生的发展,职业生涯教育就是关于人生发展的教育,因此需要从小对孩子进行各种与生存技能有关的教育,让孩子学会沟通、合作与变通,进行职业体验和职业角色模拟扮演。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许多发达国家都对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进行了详细的制度安排。比如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专门的法律来确保职业生涯教育的顺利实施;在加拿大,大多数学校不但为学生配备了专业的职业生涯指导老师,还对老师的学科背景与工作经验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在瑞典、德国等国家,学校与企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高中生可以有很多机会去企业进行职业学习与体验。

    职业生涯教育从来不仅仅是学校和政府的事,也是家庭的事,尤其是幼儿和儿童的职业启蒙,更需要家庭参与。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国高中生的父母并没有在孩子的职业生涯教育中扮演应该有的角色,中国父母与高中生谈论最多的仍然是学习成绩,谈论毕业去向、专业选择、未来工作、兴趣能力、生活方式的比例相对都较低。这说明中国家庭对孩子的职业生涯教育同样还很欠缺。

    无论是对于青少年个人的成长还是国家未来人才的质量,职业生涯教育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我们必须从认识层面到行动层面,真正重视起职业生涯教育,打造国家提供制度保障、学校给予足够重视、社会进行必要帮助、家庭承担应有责任的良好环境。

    (孙宏艳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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