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刀鱼到明前龙井,从高档餐饮到名酒消费,诸多信息表明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整治公款吃喝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来自国家统计局“今年头两个月全国消费增速突然放缓”的数据,更是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成效。同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专家陈新年也指出,“一般消费增速都是相对平稳的,现在增速下来,特别是高档餐饮消费负增长,说明公款吃喝下来了,影响了整体消费。”
整体消费出现了低迷的局面,普通民众并不是特别在乎,反而有些亢奋。一方面,公款吃喝的势头得到了遏制,社会风气也会逐渐好转;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常常抱怨应酬繁多,饭局就像马拉松,如今这个局面得到控制,“回家喝小米粥”的梦想大概很快就能实现了。
不过,面对因公款吃喝得以控制而导致的“消费低迷”局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亢奋。比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就表示:“考虑到消费形势不好,整个经济搞不好可能要重新走回到过去加大投资的老路上去。如果加大投资,可能会引发新的高通胀。”言外之意,靠公款吃喝拉动经济消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类似忧心忡忡的观点其实并不鲜见。在反对铺张浪费等“八项规定”提出之初,就有“如果对公款吃喝、公务接待动真格,就会抑制市场繁荣,影响经济发展,导致很多人丢失饭碗”的论调。从纯经济的角度看,公款吃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消费不假,但实际上,这是用纳税人的钱制造的虚假繁荣。有句俗语叫蜻蜓吃尾巴——自吃自,用公款吃喝来拉动的消费,不过是把纳税人的钱收上来,再转手花出去,凭空折腾出了GDP。
何况,考量公款吃喝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能仅仅盯着它所产生的那点“拉动消费”的经济价值,更要看到它腐蚀官员、败坏社会风气的破坏性。也就是说,“公款吃喝”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小于它在社会效益方面的破坏力。如果把公款吃喝的这部分钱用在保障民生等方面,或许不能立竿见影地拉动消费,却为普通百姓消费信心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过,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那些忧心遏制公款吃喝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其实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的消费经济必须靠公款来拉动,那只能说明这个“经济质量”有待改善。实际上,在当前的社会经济领域中,“倚公”、“傍官”现象甚为突出,一些企业在找资源找销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服务于市场大众,而是怎样才能搭上政府这条线,他们无不希望通过官员客户等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垄断”利益。当公款吃喝得以遏制时,“集团消费”降了下来,断了“官”线是根本原因。市场领域中的“倚公”、“傍官”本身就不健康,以此制造经济繁荣、拉动消费,只能是饮鸩止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在转变作风的同时,还适当地调整了“经济质量”,一箭双雕的民心之举,即使暂时导致消费低迷,也是得大于失。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变革”来临时,各种各样的借口也是如影随形。比如政府要调控房价了,有舆论就认为房价一降产业链受损最终伤害的还是百姓;比如官员财产公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诸如历史原因等众多抵制“借口”接踵而来。每一场变革中,总有被“绑架”的元素,只不过,整顿公款吃喝中,有人“绑架”了中国的消费市场。
“无消费,不市场。”我们需要健康的消费市场,但这个市场绝对不是靠公款消费来支撑的,它的繁荣也绝对不能靠牺牲政治昌明来换取。即便公款吃喝的遏制,影响了消费市场的“繁荣”与经济指数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她应该能够承受,而且,她的民众也愿意承受这点代价。
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