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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数据，88.1%的2011届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近3年高等职业教育为全国近850万个家庭实现了高等教育学历“零”的突破，实现了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然而，我国对高职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普通高等教育，当前不少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技能也不足以应对市场需求。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5206人进行的调查显示，65.9%的人感觉自己所在地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较少。76.4%的人希望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承担职业教育责任，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培训岗位。受访者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4~45岁的青少年占88.5%。
65.9%的人感觉所在地对高职教育经费投入较少
调查中，62.5%的人认为，高职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给人们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关键的一步。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认为，人的天赋秉性不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走学术研究的路，高职教育给很多普通人提供了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高职教育也在回应城镇化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让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也能实现高质量和体面的就业。
与高职教育的重要性不匹配的是，我国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偏低。据厦门大学教授史秋衡介绍，《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2011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本科院校占15.0%，中职院校占6.4%，高职院校仅占3.4%。
从各地高等职业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水平来看，大部分省份低于当地普通本科学校的水平。2012年，各省已经落实本科学生生均拨款水平1.2万元的标准，高职院校学生的生均拨款还没有明确的标准。
调查显示，65.9%的人感觉自己所在地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较少，仅13.0%的人感觉较多。
全国人大代表、周口科技职业学院院长李海燕，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高职院校需要大量实训设备、材料等，培养学生的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本科学校。现在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学费，如果收得多，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如果收得少，学校就面临倒闭。她提议，高职院校在校生的生均经费应该和普通本科学生有同等待遇，对公办和民办院校一视同仁。此外，国家要加强对拨款的审计和监管。
赵志群指出，当前高职教育投入不均衡，总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一些示范和重点的高职院校存在乱花钱的现象。比如，买一些没有教师会用的高端设备，只为向上级汇报和对外宣传。当前高职教育经费有限，教育部门该考虑怎么把现有的钱花得更有效。
调查中，67.6%的人希望，高职学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逐步达到本地区同类普通本科院校的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任委员钱学明认为，政府补助按学生人数计算拨款，一些学校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办成本低、容易办的专业。而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专业，往往成本高、不容易办，学校不愿意办。因此，政府对职业教育公用经费的补助，不能简单按人头发放，应根据培养成本，按学校类型、专业，分档次给予补助，引导职业院校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
目前高职院校亟待提高教师能力
四川江油市民郑祚霖感到，普通家庭培养一名高职学生负担很重。他的孩子在省内一所高职院校学影像专业，每年学费6000元，加上住宿费和生活费，每年花费3万元左右，几乎占家庭总收入的70%。孩子目前在找工作，可连一些乡镇医院招聘都要求本科学历。当初孩子报考影像专业是听说就业容易，“谁知道这两年这个专业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他认为，政府应该根据就业趋势调整学校专业设置，及时向社会公布供需状况。学校也要有长远规划，不能坑了学生。
当前高职教育发展存在哪些问题？民调发现首先是“社会认同不够”（59.3%），其次是“政府支持不足”（54.4%），第三是“办学定位不准”（52.0%）。接下来还包括：师资力量缺乏（50.9%）、教学条件较差（46.3%）、就业质量总体偏低（40.6%）、与相关企业联系较少（39.2%）、高职教育资源重复浪费无序竞争（31.3%）等。
赵志群认为，目前高职院校亟待提高教师能力。一些学校为了达到评估要求，片面追求老师高学历，一定要硕士，可是很多硕士毕业生就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实践经验。他在美国一所高职院校发现，教师平均年龄52岁，都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国目前在高职高专中提倡“双师型”人才（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会计师等），赵志群认为这个方向很好，但他也提醒，并不是通过某个培训拿到证书就能成为真正的“双师型”教师。如果是工程师又是教师，就应该给予远高于工程师的工资，才能激励他们来当老师。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囿于条件，还达不到这样的工资水平。所以，高职院校一定要立足现实，教师要先从理论和实践合作教学做起。
59.6%的人期待完善职业教育法
李海燕认为，高职教育发展校企合作是关键。她去德国考察时发现，德国职业学校的教材和设备每年都会更新，学生接触的都是最前沿的课程和实践。行业协会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们组织企业撰写教材、协调学生培训。而我国实质性的校企合作进展缓慢，不少学校离企业太远，学生只能在寒暑假实习，不发达地区大企业少，很多学生很难找到合适的企业学技术。国家需要考虑学校和企业怎样深层次对接，才能实现“订单式培养”。
在深圳市某环保包装民营企业法人闫卫国看来，目前只有大企业有能力进行校企合作。因为培训新人的成本很高，比如，在深圳不能以试用为借口降低新人的基本工资，这是直接成本。企业也担心培养出的人才留不住，会受损失。
“中小企业只有认识到职业教育投入能给其带来效益，才会有动力与学校合作。”赵志群认为，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配合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是应尽的责任。
调查显示，76.4%的人赞成，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承担职业教育责任，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培训岗位。
史秋衡发现，大多数高职院校在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但是这样的城市对于高职学生需求并不大。他建议高职院校服务重心下移，进行县校合作，既可以解决学生就业，又能与地方经济紧密结合，促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换代。我国一些产业大省已有实践。在宁波市，不少企业在学校建立实训基地。本土企业技术升级换代在本土高职院校的推动下解决，能大大提高企业效率，学生也可以和企业需求零距离。比如，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实践县校合作，以县域为结合点推进产业发展；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小提琴专业，既学做小提琴也学拉小提琴，声乐、生产一条龙，学生就业前景广阔。
调查中，59.6%的人期待完善职业教育法，明确政府、学校、行业、企业责任；50.8%的人认为应该统筹考虑高职教育的规划和发展；42.8%的人期待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37.3%的人认为社会应该摒弃“重学历轻能力，重文凭轻水平”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