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块路标

    挤在北京万圣书园咖啡厅一张桌子上、聊了三个小时的这十多个人，其实属于两个“频道”。

    坐在左边的刘苏里、黄纪苏、崔卫平等是知名学者，嘴里经常冒出主义、正义、场域这些名词。坐在右边的李波、高天、孙恒等人是年轻的“行动者”，干的是组织观鸟、培训志愿者、给工人唱歌这样的小事。

    3月24日，不同频道的两拨人在这里聚会，接头暗号是三个简单的英文字母，NGO。

    穿着米色毛衣的“翻译”寇延丁坐在两拨人中间。这是她的新书《行动改变生存——改变我们生活的民间力量》以及《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的讨论会现场。6年多的时间里，她接触了近千名NGO从业者，用50多万字记录这些人的故事。

    “我是一个拿了两个喇叭的说书人。”寇延丁用手比划着说，“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草根，另一方面是学者。”

    仅从字面上看，NGO没什么需要特别翻译的，就是“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它已经从最初的“洪水猛兽”变成当下一个挺时髦的词，仅正式登记的就有46万个。

    坐在寇延丁右边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很乐观：“中国的公民行动随着NGO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有一批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人，越是年轻人越对这个事敏感。”

    可坐在寇延丁左边的刘苏里觉得，公众、知识界和NGO从业者之间似乎没法沟通。“NGO登陆大陆至少20年，蓬勃发展差不多七八年，可总是长不大。给我的感觉，要么是秀的成分更多，要么感觉上有点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而在会场之外，一位研究生毕业的“80后”则茫然地问参加研讨会的记者：“什么是NGO？”

    看来，需要翻译的事还真不少。

    “他们告诉我这条路走到头是董存瑞和黄继光，可我不想当啊”

    就在十年前，寇延丁也不知道NGO这三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那时，这个山东“文青”办了停薪留职，开始做公益。她一个人背着残障美术家的作品找媒体、残联和企业帮助，这些路都走不通后，又坐上火车到北京找资源。

    寇延丁去中央电视台拜访了《东方时空》的编导，结果残障美术家的选题没通过。她又去红桥、潘家园艺术批发市场，可带去的作品人家不认。能想到的路都走尽了，寇延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时，北京刚从“非典”的阴影中复苏，一些民间公益组织经过这场灾难后开始萌芽。在朋友带领下，寇延丁走进北京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不大的四合院里有两家刚刚成立的NGO，一家做盲人广播，另一家做社区矫正和志愿者培训。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满满当当全是录音器械，盲人播音员在院子里进进出出。

    这是寇延丁第一次接触NGO，也让她看到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条路。为了了解这个系统到底怎么运转，她跑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和路边的书摊，见到与“公益”“民间”“残疾”沾边的书和杂志就买，最后拖了两个大箱子回山东。

    书看完了，可寇延丁糊涂了。“专家写的我看不懂，基本上炒外国的冷饭，整些调查报告。媒体写的没有用，要么是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要么就是自强不息的英雄人物。”两箱书最后全卖废品了。

    寇延丁又想了另一个办法。遇到能聊上几句的人，她就向对方抛出一串问题：“你认为志愿者、志愿精神是什么？你觉得民间组织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这一次，答案甚至让她感到恐怖。很多人提到雷锋精神、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们告诉我这条路走到头是董存瑞和黄继光，可我不想当啊！”她皱起眉头。

    最后，寇延丁决定，干脆自己写本书，采访这个圈子里的人，听听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她参加了许多NGO聚会。那时，NGO的圈子比现在还要小，聚会时人们都认识，就她一个是生面孔。

    听说寇延丁要写书，有人给她出主意：“你应该去采访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韦君宜的女儿杨团、冰心的女儿吴青……”

    对方口中的这三个人，直到今天依然在NGO圈里具有影响力。已经去世的梁从诫创立了我国第一家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64岁的杨团做过中华慈善总会的常务副秘书长，76岁的吴青参与创办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的民间组织“农家女”。他们在1990年初就踏入这个行业，是中国从事NGO工作的第一代人。

    可寇延丁听完又懵了。“几十年前就是这些人的父辈在谈论自由和民主，如果现在还是他们的后辈做这些事，那么中国人一点长进也没有。”

    第一个真正进入寇延丁视线的，是安徽南塘村的村民杨云标，他在当地成立了“农民维权协会”，还进行乡村民选的团队实验。接着，她又接触到大学毕业后在云南做扶贫的李波、做环保的“工科男”高天、退学到河北农村做乡村建设的严晓辉……

    和这些70后、80后接触，寇延丁发现，“大侠”、“不食人间烟火”这些标签只是人们对于NGO的想象。与梁从诫等第一代从业者相比，这些年轻人没有特殊的社会背景、体制的保护，身上也没有太多的使命化色彩，公益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选择而已。

    寇延丁把他们称作“N二代”。这些70后、80后成为她书中真正的主角。

    “NGO不是洪水猛兽，至少在当时的高层中知道了这样一个概念”

    寇延丁还在北京寻找“NGO是什么”的答案时，李波已经不知道回答过这个问题多少遍了。

    1994年，李波加入香港乐施会中国西南山区综合扶贫项目。他不喜欢体制内的做事风格，扔掉了高校里的铁饭碗，下海去假日酒店做销售，可又觉得商业领域也不适合自己。

    李波曾经教过的美国留学生告诉他，香港乐施会正在云南招人，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NGO之一。“你应该去做和社会有关的事”，那个留学生对他说。

    李波根本没听懂乐施会是个什么地方，只知道自己的工作和扶贫有关。那时，扶贫在社会上是个很流行的词。介绍自己的工作时，如果说是做扶贫，大家都能明白。可李波又加了一句，“不是政府的扶贫，是一个国际组织NGO在做。”

    这下，听的人傻了，完全不知道李波在说什么。

    “就是在国外筹钱，帮中国做扶贫。”他挺耐心地解释。

    “哦！你们是个做扶贫的公司。”听的人恍然大悟。

    “不是，我们给农村免费办学校、免费架电线、教农村妇女绣花……”又一轮解释。

    “哦！你们是行善的。”对方又恍然大悟。谈话无法再进行下去。

    不仅公众搞不懂NGO是什么，就连北京的官员也还分不清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界线。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人还跑来对他们说：“慈善捐的钱是国有资产。”慈善总会的第一任会长、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理直气壮地告诉对方：“这不是国家的钱，是社会的钱、老百姓的钱，我们要对捐款人负责，国家是不可以插手的。”

    这个今天看上去已经很主流的社会组织，当年所做的工作也曾被视为敏感行列。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个理事是《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他曾告诉时任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我努力给你们写的几篇报道，都被毙了。”

    1995年后，NGO这三个字母开始出现在报刊上。那一年，中国承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举办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全球3万多名NGO代表参加，中国派去参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字头的组织。

    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代表，杨团参加了那次妇女论坛。她记得，因为害怕外国来的NGO不好控制、外国友人要搞裸体游行，会场临时改在京郊怀柔，在那里新建了许多房子。

    游行是有的，但没有裸体。杨团觉得，她们更像在散步，一群人走一圈，每个人脸上高高兴兴的，也不贴标语。围观的人最后连她们为什么游行都不知道，凑上去问才知道是为了争取妇女平等权益。

    “完全没有那么可怕，到后来发现也没什么事。”杨团说，“NGO不是洪水猛兽，至少在当时的高层中知道了这样一个概念。”

    而在距离北京三千公里外的昆明，NGO依然是个刺眼的词。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为了避免麻烦，李波都说自己在待业。

    “你别想让他们理解在NGO里工作是怎么回事。”他说。

    一次，李波去公安局办护照，工作人员问他：“你是什么单位的？”“我没有单位。”李波说完，对方马上站起来，盯着他，“就像看逃犯一样”。

    “我只剩下几毛钱，我就想来做点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995年这个被记录在中国NGO发展史中的重要年份，在他们的回忆中只是作为花絮存在。那时，寇延丁在事业单位做会计，她要记录的“N二代”大多还没走上公益的舞台。

    21岁的高天正上大学，他只记得外国友人要来北京裸体游行结果被“请”到市区外面这个新闻。14岁的严晓辉在陕西小镇里读初中，那里学习压力很大，根本没精力关心外面的世界。

    “我完全不知道世妇会对中国NGO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后来开始做职业NGO人，跟当年参与第一批妇女组织发起人聊天时，我才知道这个事。”高天说。

    NGO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发芽了。大学毕业前，高天和几个关心环境的同学打算去青海，考察长江黄河源头环境被破坏的情况，他们还联系上香港一家名叫“长春社”的NGO，3个香港大学生志愿者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工科出身的高天那时认为，环境保护要靠科学技术解决，后来他参与创办的环保组织“绿网”，最初定位也是在网上做环保科学知识的普及。

    可高天慢慢发现，单纯的科技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毕业旅行时看到青藏高原地貌因挖矿修路被破坏，他想的是如何靠科学技术尽快恢复。通过互联网才知道，国外早就有成型的技术，成本也不算高得离谱，可国内的公司并没有采用，因为市场和政府都没有给他们这个压力。后来，他接触到公民社会的知识，终于意识到环境保护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问题。

    与高天相比，其他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到公民行动中，是因为1998年那场洪水。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激发了普通人的捐赠热情，杨团记得，央视举办了一场“8·16电视晚会”，中华慈善总会筹到善款3亿元。

    “老百姓想捐款，又不知道往哪捐，看了电视以后都跑到慈善总会，跟开了锅似的，几千人涌来，带着小孩的、拿着存钱罐的，外面广场上全是送来的衣服、被子，志愿者帮忙装袋、装车。那时我们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志愿者登记，大家自发来帮忙。学校学生会的人扛着旗子，愿意来的人就跟来了。”她回忆说。

    一个插不上手的大一男生急得哭了：“我只剩下几毛钱，我就想来做点事。我家在江西，已经被淹了。”一家公司的老总来了：“我们捐点什么呢，给灾民捐的东西已经挺多的了，要不给你们捐点吧。”最后，他给志愿者捐了螺旋藻。有人专门给志愿者捐饭，每天在广场上办流水席。策划公司的也来了，说这件事应该记载，愿意免费帮忙设计。

    “这些都是中国公民社会在形成中，很重要的脚印。”杨团评价道。

    1998年那场洪水将许多人卷入其中。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受到这股力量带来的影响。

    寇延丁在单位里捐了钱，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些反映大爱精神的小文章。年轻的“N二代”还散落在各地，没有交集。严晓辉快要高考了，他在电视上看见抗洪的新闻，觉得社会主义真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组织这么多的群众。高天常去“自然之友”和“地球村”做志愿者。那时他在一本不知名的杂志做记者，没有接到捐钱的通知。李波则意识到只做扶贫无法完全解决农村问题，已经离开乐施会去美国读书了。

    “这是保护自己的家，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寇延丁和高天真正结识，是在2007年底去往东北的火车上。高天是志愿者，帮忙为残障美术家拍照。他已经离开“绿网”，在香港乐施会北京办事处负责民间组织发展。

    那时，中国的NGO数量已经增多了不少，但国际社会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评价是：有公民组织，但能力严重不足。“能力建设”成为当时NGO圈里很常见的一个词，高天做的就是这件事。

    “其实很简单，就是给NGO做培训、帮他们做咨询、提供小额度项目帮他们提高能力。”他说。

    高天被寇延丁戏称为“NGO交际花”，只要跟NGO有关的事，他都愿意插上一脚。他曾经在网上发起过“NGO保鲜沙龙”，以及批评NGO问题的网络小组“蒙面骑士”。

    火车上，寇延丁一直跟高天“推销”残障美术家，滔滔不绝，说得眼睛直放光。高天则告诉她有一个名叫袁天鹏的年轻学者，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说白了就是教人怎么开会，也是社会民主的一部分。

    寇延丁正为所在组织内部的治理而头疼。出差后，高天很快让两个人接上头。后来，寇延丁又把杨云标拉了进来，于是就有了她上一本书《可操作的民主》里写的那个故事，“洋规则”走进了中国最基层的村庄，乡亲们开会时知道提醒别人“跑题了”。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波，也把目光投向了农村。他在一家名叫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的NGO里，给雪山脚下一个名叫吉沙的藏族小村庄做生态旅游扶贫。

    2000年第一次项目会议后，村民代表回到家，组织村民开了三天大会，他们修改了乡规民约，翻译成汉语大意是：“过去砍树马上可以得到钱，结果人病了，牲口病了，庄稼长不好，来了灾难有再多的钱也没用。现在不能再为一小点经济利益出卖神山了。保护环境不像点烟一样来得快……寻找一条共同发展的路。这是保护自己的家，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每个村民都在这份乡约上摁了手印。乡约的复印件一直被李波保留着。

    但是，就像许多NGO遭遇到的现实那样，他们最终没有跑过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项目终止了，李波离开了云南，去做其他的环保工作。说起这事，寇延丁挺伤感，但回放李波之前的采访录音时，她记下了这句话：“不管怎么说，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扩大公众自己的空间。”

    更年轻的严晓辉，也选择在农村工作。大三时他退了学，最后留在河北定州翟村的晏阳初乡建学院。这是一个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担任院长的民间组织，在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工作过的地方，他们继续开展乡村建设。

    学院里几乎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在村里搞生态农业，帮农民成立合作社，对农民进行培训，帮农村妇女搞读书会。这些年轻人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

    严晓辉在大学时也组建过环保协会，那时环保和NGO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小资的口号。退学后，他加入过当地一家民间环保组织，最后发现那些人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崇高伟大”。

    “过去说得多、想得多、做得少，总想着干大事，现在觉得小事更重要，地里该干活就去干活，猪生病了就得去照顾，厕所满了要去淘。”他很直白地说。

    不过，村民最初并不买账。乡建学院搞生态农业，种地不用化肥，不打农药，地里的农作物产量低、长相不好，荒草还特多。村民来串门看见了，数落这些年轻人：“还号称什么专家呢，地种成这样，趁早搬走吧。”学院里的生态建筑也遭到当地人嘲笑：“太土了，以后娶不到媳妇。”村民们觉得，搞半天也没给村子带来实际经济利益，还不如办个工厂，解决当地就业呢。

    2007年，晏阳初乡建学院突然被要求停办。年轻人离开了翟村，就连曾经养在学院里的小毛驴如今也被送到北京来了。但有一些东西留在了村子里。前年，出版人欧宁去翟村采访，他惊讶地发现，村里妇女晚上串门时竟然说出“绿色农业”和“多元文化”这些词。

    严晓辉在网上看到了这篇报道，他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从他们谈话的字里行间，能知道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训练。”

    “这是理想与现实的混合燃料，是走得更远的一种方式”

    寇延丁至今都记得她在灾区遇到的一张年轻的志愿者面孔。

    那个女孩是来自广州的建筑师，寇延丁在成都遇到她时，她的手里拖了一个超大号的箱子，里面装着泳衣，还有羽毛球拍。出发前，她就在网上打听好成都哪里可以打羽毛球了。

    她不仅要在灾区找建筑方面的活干，也把自己的生活带来了。

    寇延丁觉得特欣悦，“一个20多岁的小女孩，带着对未来的期待，能满足自己的专业，又能打球游泳，还能和大时代在一起。这是理想与现实的混合燃料，是走得更远的一种方式。”

    在杨团看来，成长起来的“N二代”已经和自己那一代有很大不同。“NGO只是个人梦中的一个梦，有可能只是在某一阶段，不像我们原来那样，恨不得做一辈子、做到底，觉得不做下去就对不起这个队伍、对不起这个事业、对不起跟在后面的人。后一代人没那概念，喜欢就做，不喜欢就停，跟做企业一样，可以生生灭灭，没什么了不起。”

    2008年的那场地震，如同1998年的洪水一样，让许多NGO人的轨迹交汇在这个历史节点。杨团正在台湾考察，看到电视上的报道，她被“吓傻了”。6月中旬考察结束，她在香港转机直接飞到成都。

    那时，距地震发生已经一个多月了。上百万的志愿者聚集在灾区，其中也有寇延丁。她记得，那时背着包走在灾区，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志愿者。好几个NGO大会在成都举行，“如果打算赶会，可以一个月不用担心吃饭”。

    杨团到达成都时，正好赶上了几场NGO大会。她曾在台湾参加过当地的NGO联盟会，听到台湾人如何讨论大陆地震的问题，“能感觉大家的心往一起使”。可回来参加自己人的会，她觉得“很乱，众说纷纭”。

    “可能太着急了，我们的公民社会发育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人们的互助不是那么一种状态，还是愿意突出自己。”杨团说。后来，她开始支持四川省社科院做当地NGO的抗震联盟，先把NGO在灾区的分布图和各地需求做出来，这样新进来的NGO就不用再扎堆了。当时，靠近成都的一个受灾点幼儿园，每个孩子平均已经有6个书包了。

    进入7月后，灾区的志愿者就开始变少了。到了第二年，在灾区召开的NGO大会也变少了，因为很多NGO早就离开了。热衷于网络的高天曾经建了个5·12邮件组，在里面分享信息。如今地震过去快5年了，里面已经很少再有动静。

    曾有人把2008年称为“公民社会元年”，认为地震过后，“公民社会的春天就要来了”。但在书中，寇延丁泼了冷水，她挺严肃地批评了救灾过程中，NGO和基金会都不专业的现象。一些NGO“一腔热情，事事包办，却没有社会动员的经验，最后‘很受伤’”。一些基金会“筹款时多多益善，手握大笔救灾资金后开始自说自话，没有和灾区的实际需求对接”。

    “公益组织要知道自己是干吗的，方式是什么、服务对象是什么，是做为期20天的救援，还是1年的重建，还是20年的后续工作。”寇延丁说。后来，她把服务地点选在青川，避开了热点地区和有民族资源的地区，在村子里住了下来，并且只针对因地震新增的青少年残疾人开展工作。

    “我们不包打天下，而是动员社会资源。”她说。

    和关心行业发展的朋友聚会时，寇延丁曾吐槽过靠谱机构太少这件事。几个朋友算了算，觉得这个圈子里靠谱的也就400-600个。他们还听到一个“笑话”，几家“中”字头的机构这几年来一直在争“中国最大NGO”这顶帽子。

    寇延丁曾在成都遇到一个哥们，他在北川做NGO，给受灾学生发助学金。一开始，寇延丁挺瞧不上他，觉得他和商业领域里的投机分子没什么区别。“你什么啊，逮着好事都干，我最鄙视了。”

    但是直到今年，她曾经看不上的这个组织还留在灾区服务，而且这个哥们不再只发钱了，开始组织受助的学生和家长参与到社区建设中。

    “兄弟，你终于靠谱了。”寇延丁对他说。

    “NGO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杨团参加了两场聚会。这一天，她的行程及接触到的人，几乎把中国NGO的发展穿了起来。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迎来了20岁的生日。十几年前，作为自闭症患儿家长的田惠萍创办这个机构时，还不知道NGO是什么。杨团找了些资源，送她去美国学习，回来后，田惠萍的思路清晰了。周六中午大家凑在一起吃盒饭时，田惠萍使劲拉着杨团的手。

    这天晚上，64岁的她又和关心NGO发展的一群年轻人吃了顿饭。他们之中有做乡村图书馆的，也有在城市开网上慈善商店的。这些年轻人不再认为公益和商业沾边就变得不纯粹了，而是开始进入“社会企业”这个在中国还比较前卫的领域。

    吃饭的时候，杨团慷慨激昂地说：“NGO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大众英雄的时代。NGO是大众事业，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民政部的老司长王振耀也在饭局上，他说，国务院这次放开了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中国真正有法律意义上的NGO了”。

    万圣书园的讨论会上，杨团也提到了放开登记这件事，可坐在左边的学者们几乎都不知道，面露茫然。寇延丁后来说，中国的NGO发展很快了，但依然存在“隔膜”。

    青年学者周濂说起这样一件事。去年，他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夏令营，学员大部分都是参加NGO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周濂看到一种并不太正常的情绪，“他们会自我悲情化，觉得我在做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依然奋勇直前……”

    寇延丁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写书时，她采访过不少NGO人，很多人都在渲染自己有多不容易。一家公益组织的发起人刚入行时参加过许多NGO聚会，一开始大家还在正常交流，接着变成了互相倾诉工作，最后变成了哭诉。最后他都不敢参加这种聚会了。

    讨论会上，李波用自己的观察回应了周濂提到的问题。在美国读书时，他看到老师的儿子在大学毕业前，和另外三个男同学在阿巴拉契亚山脉步行了两三个月，为巴基斯坦的雪灾筹款，最后募集到7000多美元。

    一路上，他们给沿途居民看雪灾照片，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发生的情况，还把自己的经历写在网络日志里，轻轻松松就把事情干了，没觉得自己多悲情，也不会悲观地认为“灾民需求那么大，自己能帮上什么忙啊”。

    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件事，李波挺感慨。他现在是自然之友的理事。这家国内最老牌的环保组织栖身于鼓楼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里，如果不是小区门口挂着一块素净的小牌子“自然之友，前方50米右转”，外人很难找到这里。

    因为租金相对便宜，两年前，自然之友搬到这里。小区里的居民认为这是一家“搞环保的公司”。在中国，民间组织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让他们感觉不到和这个社区有密切的关系。

    “N一代”遇到的问题，依然出现在“N二代”面前。

    26岁的陈心怡在香港一家NGO里做社工，内地同学经常跟她说：“你做的事情很伟大。”她听了“很颤抖”，想告诉对方“其实我的收入还行”。

    李波当年在云南遇到的尴尬，有时候陈心怡还会面对。向内地朋友介绍自己的工作时，她总是要解释半天。一个男生曾经问她：“你们为什么要做社工帮助居民，为什么不去参选议员，然后帮他们呢？”

    “他们的思维就是，不是政府，就是企业，不觉得民众可以自己组织做事情。”她说，“香港的民间很活跃，为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毕业后不一定是去企业做螺丝钉啊。”

    实际上，在香港，住在板房里的低收入者都知道“社会企业”这个在内地刚开始时髦的词。

    这个周六，自然之友也迎来了19岁的生日。李波带着快5岁的儿子参加了“生日party”。儿子的出生让他更清楚，做环保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如今，“N二代”中的很多人，身份发生了改变。高天成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副秘书长，严晓辉在京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当总经理。晏阳初乡建学院还没关闭时，寇延丁曾带16岁的儿子去过那里。那是中考结束的第二天，寇延丁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他，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从乡建学院回来，儿子对寇延丁说：“我觉得这些人很有意思，但是我对这个领域不感兴趣。不过，以后我挣了钱，会捐给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