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十年

    拿起手中陌生的iPhone 4 ，张高平笨拙地划着手机屏幕，努力想要搞定这个高科技玩意儿。谁能想到，10年前，他是村里人口中“永远走在别人前头的能人”。那时，他已经换过4部手机，拥有5辆货车，月收入高达3万元。

    对于外面这个世界，他的侄子张辉也极为陌生。这个曾经的司机，回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乡，竟然也会迷路。驾照早已过期，他连方向盘都不愿摸，甚至试一试都不想。

    他们在监禁的高墙里生活了将近10年。这期间，张高平的妻子和他离婚，张辉的未婚妻和他退婚，张高平的母亲临终前还念叨着儿子和孙子，张辉60岁的母亲如今头发灰白，牙齿掉光了。

    2004年，这对叔侄因强奸罪获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高平、张辉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二人无罪，当庭释放。

    “我要干干净净地回家。”张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重获自由前，他脱掉囚服，特意换上崭新的休闲西装和牛仔裤。张高平则在一家快捷酒店里洗了个澡。尽管如此，他还是摸着自己光溜溜的头顶，自嘲道：“太丑啦！”

    “我出这趟车花了十年才到家，绕地球去喽！”

    走下监狱法庭的三层楼，又穿过两道门，张辉一路小跑。叔叔张高平也迈开了腿，紧追着他的步伐，偶尔比他还要快。

    “青春用什么都买不来。”张辉说。在监狱里，他从来不敢照镜子，难以想象自己如今的模样。

    当他终于回家，站在村子的山上，环顾四周，除了脚下的油菜花，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家乡。

    张高平进了县城 “还以为到了香港”。3月26日这天，来杭州迎接的亲友组了个车队，“就像迎亲一样”。两个多小时后，这对叔侄终于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家乡，位于安徽歙县的七川村。 

    当3月2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七川村时，张家的家宴已经摆了三天三夜。红色的鞭炮碎屑铺满了张家门前的小路，把泥土盖得严严实实。

    10年前，这对叔侄还没走到这条小路，就被公安人员“逮捕”，再也没有回来。

    张辉至今还记得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情景。2003年5月18日，他和叔叔像往常一样给卡车装好电缆，准备运往上海。

    下午出发前，张辉和未婚妻道别。当时，这个27岁的年轻人还逗对方说自己已经戒烟。结果，未来丈母娘给他递香烟，他又抽起来，未婚妻嗔怪他，小两口一通嬉闹。

    深深印刻在张高平脑海里的情景，是妻子为他做了几道好菜。饱餐一顿后，他和侄子爬上了货车。1965年出生的张高平一直想出人头地，16岁就到窑厂干活。2003年，他的货运生意已经做了十几年，拖拉机换成了大卡车。由于一个人跑长途辛苦又不安全，他就带上了侄子张辉。  

    这一天，叔侄俩在半路，捎带了一个姑娘，凌晨1点50分，对方下车。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第二天就被人强奸并杀害，直到3天后他们被挡在了家门外。

    2003年5月23日深夜，张高平和张辉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说我强奸杀人，连鬼都不相信！”张高平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那时他凭着能吃苦、讲信用，货运生意正红火。他已经换了5辆货车，最新的“解放牌”货车价值22万元。

    村里人回忆，张高平很热心。早在他买第一辆拖拉机的时候，找他帮忙运肥料、搬庄稼，“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当地风俗，大年初七到初九，要赶三天集，每年都是他把全村人和他们的东西拉回村子。

    张辉则是个内向、害羞的人，“跟谁都没几句话”。2003年，他和相处六七年的女友订下亲事，准备年底完婚。

    “我那时最期待的就是能有个小孩。”张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好好干两年，为了孩子再盖间新房。”

    一切关于家的幸福憧憬，都在那条回家路上戛然而止。张高平的妻子在和他离婚后，“把家里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也带走了”。13岁的大女儿不得不拽着10岁的妹妹住进了大伯张高发家。

    此后每个除夕夜，姐妹俩想通过电话，听听爸爸声音，都遭到拒绝。“不平反，我没有脸面叫女儿”，张高平说，连女儿寄到监狱的照片也被他退了回去，“不敢看”。

    如今，一家人终于团聚。“我出这一趟车花了十年才到家。”张高平说，“绕地球去喽！”

    “如果服完刑还不能平反，我绝不会回家，宁可死在外面”

    在监狱里，张辉每天都想一遍家的样子：白房子上青灰的马头墙、门前孩子们嬉戏的场院、田里的油菜花。每到过节，他一个人站在靠窗的地方，冲着月亮大喊。他想念母亲做的红烧鱼，也会把一张和女友的合影贴身放着。

    “但时间长了，家的样子、鱼的味道都模糊了，抓也抓不住。”他说。

    张高平也想回家。有一次，他在监狱的超市里见到家乡特产“北岸贡菊”，捧着包装袋看了两天，心里想着：到了北岸，就快到家了。

    但他坚决地表示，“如果服完刑还不能平反，我绝不会回家，宁可死在外面”。在监狱里，他见谁都喊冤，也从不认罪、更不争取减刑，因为“没罪哪来的刑”。     

    10年前，在长达七天七夜的审讯后，叔叔最终交代，用锤子砸死了女孩。但事实上，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后来，他和张辉被关入警方安插了“牢头狱霸”的牢房，不按照他们说的“抄口供”，就要挨打。最终，他们按照“牢头”的意思抄录了口供。

    在犯罪时间对不上、地点指不清、连受害人指甲里的DNA都属于第三者的情况下，就凭着这两份口供，叔侄二人被送进监牢。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此后的4年里，张高平和张辉先后被移送新疆两所监狱服刑。 

    在距离家乡足足有4000公里的地方，性格倔强的张高平通过看电视和杂志，收集冤假错案的报道。他钻研DNA知识和刑法，“申诉材料写了一麻袋”。至于结果，他表示如果失败，就自杀证明清白。

    张辉没有叔叔较劲。因为年轻，他被劝说“只有出去了才有机会平反”。两年后，死缓被减刑至无期，又过了两年，无期又减至十九年。

    监狱之外，张高发从未停止为弟弟和儿子申诉洗冤的脚步。律师朱明勇记得，2010年11月24日，他第一次见到张高发。瘦小的男人背着一条火腿，从北京辗转到郑州，一路睡天桥，最终找到他。

    “可怜天下父母心。”朱明勇说。他曾是河南一起灭门案疑犯的辩护人，最终为其洗清罪名。此案涉及一名协助警方逼供、诱供的牢头，名叫袁连芳。

    张高平和张辉看到了关于朱明勇的报道，他们发现当初打他们、逼他们抄口供的人，就是“袁连芳”。张辉把那一页杂志撕下来，寄给父亲。

    2011年，在朱明勇和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一位检察官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政法委复查该案，浙江高院立案重审。在复查过程中，遇害女孩指甲中的男性DNA也找到了主人——杭州另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罪犯勾海峰。此人早在2005年就已被执行枪决。

    2013年1月6日，张辉从库尔勒监狱打电话给父亲，他将被提回杭州受审。

    “国家给你赔了450万，我是来拿钱的”

    从新疆被带回杭州，是张辉第一次坐飞机。他穿着一条极不合身的肥裤子，手铐上盖着外套，左右各紧贴一名武警。在整个旅程中，他几乎不敢抬头与任何人对视。他听说空姐都很漂亮却不敢看，因为此时他的身份还是“强奸犯”。

    这个罪名压弯了整个家族的脊背。张玲玲从不敢告诉同学，父亲去哪里了。她和妹妹早早离开学校，到服装厂打工。

    张高发也说自己10年“直不起腰”。得知弟弟和儿子将要回家时，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买了160个鸡蛋，为欢庆做准备。

    说这话时，他站在院子里，见人就迎上去，笑着寒暄或发香烟。这个63岁的男人个子不高，但把脖子挺得直直的。

    “现在只说些好话，坏话都收起来了。”邻居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但张高平毫不介意，他挨家挨户地上门，见面就给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不过，这份善意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一位朋友因为小事殴打过哥哥，张高平想原谅他就跑去见面，哪知吃了个闭门羹。他想给前妻寄一份无罪判决书复印件，“也让她抬起头来做人”。结果回来第三天，前妻上门来，嚷嚷着“国家给你赔了450万，我是来拿钱的”。

    450万这个数字，有些不知来由地就在当地流传开。但实际上，国家赔偿程序尚未启动。“我不要钱，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我只想让该负责的人负责。”张高平一字一顿地说。

    宣布张氏叔侄无罪释放的第三天，浙江省公安厅通过官方网站和微博向他们公开道歉。但当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张高平时，他用力摆摆手说：“我不知道。” 

    这个自称看透一切的中年男人，表示不想再娶老婆，他希望先把病治好，再和女儿好好过。张辉则想着赶紧找份工作，对父母尽孝。

    在他们回家的第三个晚上，鞭炮声响起来，烟花也一通一通地打上天。叔侄俩抬头看着，脸上映着烟花的红光。

    “高兴！”张辉说。他舔舔嘴唇，说起过去跑长途回来，总要到山顶上喝泉水，“甜得不得了”。如今，他想上去吼几嗓子，把这些年的冤屈都喊出来。

    在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然后他扭头叮嘱侄子：“站直了，别哭！”

    法警走过来为张辉解开手铐，他很快把囚服换掉。离开监狱时，他一眼也没有回头看。他说，要彻底忘记那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墙电网，“只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