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三天假,火了一个网络新词“绿茶婊”。这个词的释义是,“总是长发飘飘、清汤寡面、貌似素面朝天但暗地里化了妆,特质是装出人畜无害、心碎了无痕、岁月静好的多病多灾模样,其实野心比谁都大的女人”。
“绿茶婊”又一次展现了一些人在污言秽语应用方面的“创意性”。这是只有在网络时代才会出现的词语组合,它充满想象力,通过将根本不搭的两个词拼凑在一起,轻易地就划出了一个涵盖面很广的群体。它具有尖锐的伤害性,但却没有针对个体的准确指向,因此对它的运用,只会释放某种激烈的情绪而不必负担法律或道德上的责任,迅速流行起来不足为奇。
“绿茶婊”指向的群体,容易让人想起过去年代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女性人群,她们是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好,总之都具有温婉性格。对“绿茶婊”的释义,和一段时间以来对小资女青年的定义并无二致。一些女作家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女青年形象,遭遇最为不堪的语言侮辱,基于以不信任为基础而建立的网络文化,在否定着由琼瑶起至安妮宝贝终的女性形象,“文艺”成为一个糟糕的形容词。
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污言秽语逐渐退出公众领域。而如果在所谓的文明时代,却有大量污言秽语甚嚣尘上,那或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这个时代存有大量的不公。愈是在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污言秽语似乎更迸发出不可抑制的“活力”。
在网络上,针对女性的脏话尤其盛行,助推这股风潮形成的通常是男性,但女性的大量加入,使得带有侮辱性的词汇真正具有了繁殖、扩展能力。针对“绿茶婊”一词的盛行,微博上出现了女性作者的批评与反抗,但这样的反击近似于单打独斗。在被情绪化推动的脏话浪潮下,更多人愿意加入这场狂欢,而少有人阻挡它对汉语的污染和对人性阴暗面的病态推崇。
澳大利亚人露丝·韦津利曾出版有《脏话文化史》一书,它给出的脏话使用戒律之一是,脏话只适合出现于非公众场合,比如你独自开车在路上遭遇危险驾驶者时,大可以在驾驶室内骂对方一句;而在拥挤的地铁里,哪怕你被某位女士狠狠地捅了一下肋部,也不能当场说出一个脏字。但对应咱们现在所处的虚拟世界,以及现实中的公共场所,不难发现,脏话已经成为身体冲撞与精神冲撞的首选词。
中国人为什么好骂,以前会说这和缺乏信仰和教养有关,也和缺乏辩论能力喜好口舌之快有关。然而,现在脏话流行不仅仍与此有密切关系,而且还给脏话;罩上了流行与时髦的面纱,超常的生存压力和浮躁的社会心态,更是为脏话的流行插上双翼。再加上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从网络到现实,从私人场合到公共场所,从某人的“偶然发明”登陆到国家级媒体,脏话一次次创造着语言世界的“蝴蝶效应”。
但脏话毕竟是脏话,无论它的使用者为它冠以多么冠晃堂皇的理由,哪怕是自轻自贱,都无法洗白脏话的侮辱性质。脏话不分青红皂白地成为道德法庭的通用语言,根本不管它有无伤及无辜的可能。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无论脏话的流行性有多强,还是有许多人在自觉地抵制其使用,有许多人在阻断它的传播以及被写进大众话语谱系。所以,除了那少数几句根深蒂固的脏话,多数流行一时的脏话只能是疾风暴雨地来,疲软无力地去。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期待与想象,会起到自洁作用,多数脏话永远不过是耳边吹过的一阵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