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两张冥币

    清明时节币纷纷，我捡到两张。一张是天地银行有限公司的5元票，另一张是天堂银行的50000000元票——我数了几遍才确定，5000万元，半个亿呢。何以有如此隆重的祭礼？当然是因为票子毛了。

    人间的通胀自然会反应到天上。巧了，正是从4月4日清明节开始，盗窃案的立案标准也从500元涨到1000元。虽然立案标准只涨了1倍，但架不住层层加码，500元到了天上就加码到5000万元了。

    其实，以前5块钱就是大票子了，祭祀先人足够面子了。我上中学时，一根奶油冰棍5分钱，看一场电影5分钱。

    那时候，李庆霖是个名人，他是一位知青的父亲。1972年12月20日，李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在农村生活困难。奇怪的是，当年没有互联网，但上通的渠道似乎并不闭塞，毛泽东在1973年4月25日给李庆霖回了信：“寄去300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几句话我们同学大都会背。其实，私下里大家都嘀咕：这300元是多大的钱呀？我有一同学，他父亲是一个解放军医院的院长，一个月挣200元，我爹妈加一块儿都没他挣得多。在北京，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最高的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108元，且没有灰色收入，工资就是一切。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招儿，便是全国60%的职工涨工资，大众欢欣鼓舞。

    当年虽然挣得少，但农副产品便宜，1块钱可以买12到13个鸡蛋，1斤大米不到0.2元，1斤切面0.185元。但工业品就贵得多，1辆凤凰牌自行车156元，一台蝴蝶牌缝纫机187元，1块上海牌手表120元。

    1977年6月，日本记者川中子真从蒙古入境中国。他发现中国物价很便宜，一顿饭，两瓶啤酒、1个汤和1盘烩鸭杂拌儿，要价1000日元，合人民币6.5元。而北京饭店的早餐只要200日元，合人民币1.32元。

    多年后，在朝鲜罗津先锋市，我参观过当地的一个样板家庭。仅从衣着上看朝鲜人还可以，但房间里的冰箱没插电源，且冰箱门被绳子捆着，闲人莫看。像朝鲜一样，当年我们也给外国人准备了可供参观的样板家庭。有这样一个工人家庭，据说夫妇及孩子共3口人，月收入120元，支出只要十几元，每月能有80多元的储蓄。

    现在分析起来，这个工人家庭的收入是虚高的，而支出则缩小了。当时1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220元，如果每月有80元的储蓄，看病上学又几乎不花钱，还不仨俩月就能扛回个电视回来？但当年电视是稀罕物件，一家有电视，八方来围观。

    其实，即便富如那个解放军医院院长，生活也好得有限，因为光有钱是不够的，买啥都要票。1977年，一个北京市民每月粮食定量30斤，其中约10斤粗粮，有半斤油票，可凭副食本买半斤鸡蛋、一斤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一两芝麻酱和一块肥皂，逢年过节会加点花生瓜子之类。

    查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比1952年增长8.2％；食用植物油4.6斤，增长9.8％；猪肉22.3斤，增长88.6％；每人每天消费的食物中含有的热量比1952年增长14.1％，蛋白质增长9.6％。

    不知这数字是否准确，但我看猪肉的数量不大对。北京是首都，保障供应，每人每月1斤嘛，1年12斤，怎会22.3斤？可能把工业用肉也加进去了。猪肉历来是中国人民生活的支柱品种，今天政府对农民的能繁母猪还有补贴，惹得那觉悟不高的农人发牢骚：媳妇生娃没补贴，倒给那畜生送温暖。

    絮叨这些旧生活没啥意思。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了，需要增加相应的货币配套，否则货币升值。当然，反之如果货币发多了，百姓的财富就兑水了，对不住勤劳勇敢的人民了。但已有官员和学者辟谣了，说这些年货币发的并不多。

    这是深奥的经济学问题，一般人搞不懂。但天上银行很不政治，一人给5元，另一人给5000万元，贫富差距太大了，必增加不安定因素。这一点大家都懂。祭祀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给她哪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