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就是为生活做好准备

    上世纪90年代，基层学校和教师为改变日益猖獗的应试教育，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它的内涵外延一直不清，人言人殊。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确立了素质教育的地位，将其定义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学校教育中“两张皮”的现象日益严重，基层的说法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素质教育成为不断升级的应试教育“美丽的花边”、成为附加的向外人展示的文艺体育活动。多年来，我国改革应试教育弊端、开展素质教育的成效不彰，我们的基础理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除了考试评价制度、重点学校制度等需要改革，我们的教育哲学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需要反思和转变？

    原因之一，“素质教育”并不是具有理论内涵、能够覆盖和解释复杂教育现象的教育哲学，而是一种工作性的提法。应试教育则有明确的哲学基础，它是20世纪之前形成的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传统教学，将知识传授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形成“课堂中心、教师中心、课本中心”这样的金科玉律。它与唯书唯上的科举教育传统相结合，孕育了当代应试教育这样的怪物。显而易见，以人为本的教育指向了一种全新的教育哲学，以每一个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的教育，一定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不是以考试和分数为本，而是生活本位的，即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各种实际需要组织教学，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这就是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它源自杜威的教育革新。

    20世纪初，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奠定了“儿童中心”的全新价值，超越了学科中心的传统，构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学。1918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明确中学不应成为大学预科，而应当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即“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出著名的“七项基本原则”是：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在这种表述中，传统智育的内容仅占七分之一。新的教育理论是“经验中心”、“社会中心”、“在做中学”等等。西方教育由此从传统进入现代。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自杜威，却是在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形成的。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命题。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主张“在劳力上劳心”。他认为学校不是“升学补习班”，也不是与社会隔绝的“孤岛”，新的教育应当与民众亲近，与自然万物亲近，经验和实践是与书本同样重要的学习。他反对科举教育和照搬西方的“洋化教育”，主张普及教育应当省钱、省时间、通俗和实用，是一种“粗茶淡饭”、“家常便饭”的教育。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只对考试升学有用。因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对于矫治应试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根本上治理应试教育，生活教育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改变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需要完成由知识本位到学生本位、由学科中心到生活中心的实质性转换，它必然意味着学校教育的生活化、人文化、社会化和社区化。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教育在农村和中小学教育中的实践，创造了以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通过村校一体化和“三教统筹”，“一个学校致富一个乡村”的典型经验。近年来，吉林抚松县仙人桥中学开展的生活教育实践，提出“应当提供适合孩子的教育，而不是让孩子来适应我们的教育。”学校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阅读促进教育改善，将那些缺乏良好习惯、行为粗野的农村孩子培养成“语言文雅，行为儒雅，情趣高雅，心灵美雅之人”，使之成为农村孩子走向社会、安身立命的“通行证”。他们的教育目标是“为18岁做准备！” 

    作为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现代教育哲学，生活教育不仅对于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可以引领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成为指导教育改革的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需要这种高屋建瓴、能够统辖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既能够指导现实、又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哲学。作为我国自己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现代教育文化，“生活教育”无疑比素质教育更具理论性和科学性，应当成为指导教育改革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