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历史反复提醒,实体经济衰落,国家的兴盛就难以持续。但是,在经济寒流下,中国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个著名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意思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马克思的解释是:“所谓理性经济人,是指个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国实体经济遇到了困难,是因为实体经济“不赚钱”或者“赚钱不如非实体经济赚得多”,要摆脱实体经济的困境,就必须弄清楚“一定约束条件”究竟是什么,并采取有的放矢的对策。
目前来看,“一定约束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一些因素:通货膨胀导致的实际负利率,导致资本选择更容易保值增值的金融、楼市、新兴虚拟经济;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加上中小企业高额的融资成本和税负,使一些从事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生存都有问题,更不用说发展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不能有效平等地进入和竞争;原有实体经济由于人才和观念的缺乏,转型升级困难,导致活力下降。
在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众多因素中,调节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开放市场领域、塑造公平竞争环境,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经济的关系,都不容易,而产业升级则更不容易。因为机会主义成长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已经形成严重路径依赖,既无必要的技术能力,也无足够的创新动力,使得传统产业步履维艰,高技术与新兴产业无序发展并陷入“低附加值陷阱”,中小企业存活率低且难以做大做强,一些所谓的转型升级,仍然是在原有路径下的“微调”,实质上是“伪升级”。
推动产业向高端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能只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针对路径依赖的问题,必须打破原有的约束条件,重置新的约束系统,倒逼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在完善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倒逼的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打破不适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约束;二是推进全面的市场化要素配置和规范公平的市场竞争;三是产品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让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与“大象”共舞。
振兴实体经济需要系统措施,如何将实体经济企业引导到创新驱动的生产性努力上来,就成了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