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澍：利益是政治参与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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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对话背景

    我国的改革目前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成果，继续改革就要触动深层次利益。改革如何深化，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十八大后，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机制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中民主该向何处去，中国民众该如何选择参政方式，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张明澍。

    政府角色应向服务和管理转化

    中国青年报：2009年厦门政府决定建设PX化工项目，2012年四川什邡市政府决定在该市兴建钼铜项目，都因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而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当政府的决定可能损害公众利益时，公众向政府提意见的比例在上升，对此你怎样看？

    张明澍：从1988年到2011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计划经济导向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政府的角色，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巨变。政府的决定损害公民利益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政府角色没有完成从领导和控制向服务和管理的转化，政府干预经济、主导经济，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跟公司行为类似，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利用政府权力与民争利，或者政府片面追求GDP指标而采取的发展经济措施，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和接受。

    中国青年报：近些年，可以感受到公民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显著提高，当政府和公众利益分化甚至出现尖锐冲突的时候，公众很希望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能够影响政府决策。

    张明澍：对。这些年教育和宣传的口径，在小心翼翼地避免给现行体制抹黑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对于公民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与纠正政府、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损害公民利益的行为，基本上是肯定的。如厦门PX化工项目和什邡事件中，官方媒体都做了低调的正面报道。实际上，比官媒略显宽松的各大网络，则多多少少将其作为公民合法维权成功、中国民主化进步的新闻，浓墨重彩地予以报道。理论界更是将其作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官方妥善应对突发事件的成功案例对待。

    只有利益才是动力，有利益才有激情

    中国青年报：根据你所做的调查，在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上，60后成为一个分水岭。60后以下年龄段的人，政治参与态度行为会更积极一些，而比60后年龄大的人，则低于平均水平。你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张明澍：我把这种现象称为“60后定律”。尽管西方民主和中国民主都鼓励公民在利益受到政府的决定损害时，通过恰当的政治参与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但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程度可能没有西方文化那么强烈。许多学者认为，文化作为一种在其漫长历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积淀起来的产物，不可能被生活在某个具体历史时期的人有意识的改造，但我们的调查表明，至少文化或者说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是有可能改变的。

    中国青年报：在我们国家，在很多情况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看起来不算高，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公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公民素质不高导致的，你认同吗？

    张明澍：这个说法的错误程度大于它的正确程度。人之追求经济利益，是其本能。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所能带来的社会功能的全面进步，正在不可逆转地使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关系显露出来，而另一方面，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是社会大众，也包括从事教育、宣传和理论研究的人，正在认识到政治与人们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曾供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蔡定剑博士在2003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有利益才有激情，才会去投票。蔡定剑说，农民对选举这种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追求，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对利益的关注。

    网络改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

    中国青年报：改革开放30多年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在公民选择政治参与方式的时候也有所表现。你觉得主要变化在何处？

    张明澍：第一，“向本单位领导反映”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与20多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现在，相比过去，“单位”的重要性已经减少很多。一些更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方式，已经取代单位成为传达公民意见的更有效的渠道。第二，20多年前，中国还不存在的互联网，现在对生活在城镇的几乎每个成年人来说，已经成为传达和取得信息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成为越来越便利、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

    中国青年报：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的情况在中国变得极为普遍，从网络反腐到网络议政，是否将来也会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参政？

    张明澍：在网络上，一个意见瞬间可以传遍全中国、全世界，即便传统的官方管理也难以阻止，因为它在被删除之前就可能被网友无数次转发。如果一个意见是有价值的，它可能马上就被成千上万的人讨论、接受，甚至传递到决策机构，影响实际的决策过程。目前，在微博问政成为越来越常见现象的同时，官方正式的“网络参政”渠道也越来越广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草案、行政部门的规章草案，以网络的方式征求民众意见，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的网站，也都给民众提供发表意见的渠道。正如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网络也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改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

    公民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保护自己利益

    中国青年报：你在新近出版的《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一书中，对于中国人的政治观念进行了全面剖析，那么你可否用简练的语言为我们总结，中国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民主？

    张明澍：在我看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伦理主义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政治文化。这是中国想要什么样民主的文化根源。中国伦理主义政治文化的特征包括有：较多希望用人的内在修养、品德约束政治行为，作为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础，不像西方科学主义文化那样较多希望用外在规则约束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础。感情和情绪对政治行为影响较大，妨碍把“实事求是”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激情式的政治参与，容易冲破法律的制约，而不是按部就班、和风细雨的遵守制度的参与。

    中国青年报：可以预期，在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公民民主意识会普遍提高。那么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特点是什么？问题何在？

    张明澍：与我以前所做的调查相比较，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在两个方向上有所不同：一是由伦理主义和理想主义驱动的政治参与包括关心政治的程度降低；二是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的程度提高。

    现实中，一些潜在参与者与实际参与者之间存在一条鸿沟。我所说的潜在参与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够想到采取某种政治参与方式保护自己利益的人，实际参与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曾经采取实际政治参与方式保护自己利益的人。前者最高可达80%以上，后者不超过10%。二者之间存在鸿沟是由于我们的公民教育和媒体宣传，没有把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保护自己利益的关系告诉给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