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适应在经济低增长中生活

    每天早晨醒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读报。拿起4月24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欧洲版）一看，头版头条的标题即刻跃入眼帘：悲观主义笼罩全球经济。黑黑的字体显得那么忧郁，搅得我也跟着情黯神伤。

    文章的行文方法一如既往——用数字说话。Markit“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欧元区4月的制造业PMI跌至46.5，创今年4个月来的新低。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这一指数降至48.8，创近6个月来的新低。

    Marki是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专业金融信息提供商，世界知名度颇高，其公布的PMI广受关注。通常认为，PMI的分界点是50，高于50说明经济在增长，低于50则说明经济在萎缩。

    有关美国和中国的这一指数，要等到5月初才正式公布。但据预测，美国的PMI将从3月的54.6降至52，为2012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而中国的PMI将从上月的51.6降至50.5，为两个月来的新低。

    衡量一国经济增长与否的指数，肯定不止PMI一种。但如果世界经济大国的制造业PMI老是走下坡路，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世界经济前景是悲观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预测，也为这种悲观情绪添了注脚。今年1月的时候，IMF还说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5%；可到了4月，就把这个数字下调到了3.3%。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垮台引发世界金融海啸。接着，金融海啸又冲垮了实体经济。5年过去了，世界经济在增长与衰退之间苦苦挣扎，各国领导人在寻求刺激经济增长良方中苦苦忙碌，普通百姓在期盼经济恢复增长中苦苦等待。

    有谁能给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时间表呢？现在看来还没有这样的人。如果顺着过去5年的思路想下去，我们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经济将在时好时坏中打转，时而悲观主义占上风，时而乐观主义占主流。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逆向思维来想问题：难道经济一定会增长吗？难道经济增长是“天赋人权”吗？

    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欧洲走进历史死胡同》。他在文章中说，杰里米·边沁、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等思想家认为，人类历史是朝着某个进步方向螺旋式上升的。这种思想倘若体现在经济学中，就等于是这样的假设：经济增长是一种定数，和天赋人权差不了多少。

    如果人类历史是无限长的话，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历史又是有分期的。在一定时期，甚至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却是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变化微乎其微。比如，罗马帝国就曾经历过长达250年的经济停滞期；西罗马帝国公元410年灭亡后，欧洲进入了长达1000多年的中世纪黑暗期，经济也几乎没有什么增长；1683年至1923年，奥斯曼帝国也遇到过类似目前希腊债务危机这样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新王朝初建时，统治者的国策大都是休养生息；待经济恢复了，却又是大兴土木，直至被另一个新的王朝取代。经济一直周而复始地在基本相同的层次上循环，谈不上真正增长，更谈不上人民生活的实质性改善。难怪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在其代表作《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012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发表了一篇广受追捧也广受争议的文章，题目是《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用定量分析法解释了经济增长并非天赋人权这一问题。他说，与人类历史相比，经济增长是个相对较晚的现象。如果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衡量，175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增长。

    戈登的计算结果是这样的——在人类人均GDP增长过程中，第一次翻倍用了500年（1300年到1800年），第二次翻倍用了100年（1800年到1900年）。进入20世纪后，该进程速度加快，1929年到1957年的28年间，人均GDP提高了1倍；1951年至1988年的31年间又提高了1倍。但戈登接下来指出，经济增长今后将大幅放缓。他推测说，未来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只有0.2%，远低于1987年至2007年间的1.8%。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一份颇受重视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人类用高能耗的方法发展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它开出的药方是经济零增长。

    通过回顾历史，有一点我们现在应该清楚了。经济到底什么时候会再次恢复增长，谁也不好准确判断，或许需要10年，或许需要几十年。在目前地球已不堪重负且科学技术又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经济低增长或零增长也是件正常的事。在一定时间内，人们应尽量习惯这种状态。否则，人类社会将应验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兔子富了》里主人公所说的话：

    “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只能靠剩饭剩菜为生，因为大餐已经被我们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