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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对话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能不能抓住当前政府换届的改革时间窗口，以政府改革为切入点实现全面改革的突破，全社会有着很大的期待。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迟福林。
中国青年报：作为研究改革的专家，你觉得推动我国政府改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承担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研究表明，我国已经从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与30年前相比，我国新阶段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这两大阶段性矛盾对新时期的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必须适应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在新形势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有效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治理结构、理顺重要地方关系就变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中国青年报：政府改革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我认为，总体概括就是需要政府改革来带动全面改革，并且要把政府的转型改革，作为改革设计的重点，这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现实的越来越紧迫的要求。
2020年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重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转型和改革。第一就是经济社会转型对政府转型改革的需求明显增大。能不能实现以内需为支撑，保持7%~8%的中速增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关键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方式的改革。第二是形成人口城镇化基本格局。现在人口城镇化的水平大概只有35%，到2020年能不能提高到50%左右，这个直接取决于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移。这个关键是要改变地方层面的政府倾向。第三，能不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也就到2020年使我们中等收入群比从现在的23%增加到40%左右，从现在3.2亿人增加到6亿人左右。如果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奠定我们经济社会转型的具有决定基础的因素。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取决于政府能不能成为一个发展型政府，取决于政府在推动结构性改革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动作，多大的力度。
中国青年报：你如何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迟福林：这几年，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到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比较突出。例如：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重要手段。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带来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需要指出的是，因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所产生的消极腐败问题，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此，要以改变“增长主义”倾向为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两个突出问题：一、行政审批。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大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任务。二、行政垄断。从现实看，垄断仍然是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成为制约国企改革的重要因素。尽快破题垄断行业改革，尤其是打破行政垄断，已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课题。
中国青年报：政府应如何创新社会管理，向社会放权？
迟福林：从现实看，社会管理创新实质是政府管理的创新。面对社会利益主体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进入微博时代，以行政管控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还容易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政府主动向社会放权，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在公共服务领域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官办社会组织、传统事业机构的“去行政化”改革，由此走出一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并使之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公共产品；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重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议尽快制定并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和具体行动计划。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关键在于受权力结构不合理的掣肘。那么，政府应如何优化权力结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迟福林：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要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目标要求，把重点放在优化权力结构上。一、建立以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决策系统。着力解决行政决策权既过于集中又过于分散的问题，强化各个部委的决策主体职能，以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二、建立法定化、专业化的行政执行系统。建议结合事业机构改革，尽快提出行政执行系统建设的总体方案。三、建立权威性的行政监督系统。如何超脱于决策权和执行权，独立实施有效的行政监督，需要提出总体设计以尽快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