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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高的个子，金丝眼镜后的眼睛藏着笑意，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副总设计师黄竑是个温和的人。他反复说自己人生经历“非常简单”，就像他那辆经久耐用的永久牌28寸旧自行车一样，从事航天工作29年的他，收获的评价常常是“老黄牛”、“劳模”、“让人放心”。
51岁的黄竑说自己“很幸运”，这一辈子都“赶上了点”：避开了上山下乡，赶上了刚恢复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赶上了公派留学，赶上了耗时18年的某重大型号的冲刺阶段。这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嘱咐记者不要提他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奖项，他说他只是把大系统的成果集大成。军工产品的研制周期漫长、保密要求高，让外界难以知晓他的成果，他也从来没被公开报道过。
记者：学生时代对您有什么影响？
黄竑：我爸妈在铁路系统干了一辈子，我中小学都在铁路子弟学校读。我舅公是铁路电讯总工程师，受他影响，我选择干实际的工程，报了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系。
后来我报考位于北京的航天二院的硕士，就是因为离家近，没想到被二院分配到在西安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读研。在西电，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在那里生活简单，不谈恋爱。
记者：刚工作时您有什么想法？
黄竑：作为室里第一个研究生，我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和现在比，当时的机会太少，整个二院只有一个国家重点型号。当时军费不高，所以军工科研经费也不多，这使得研制课题都是“文革”前的老一辈在做，年轻人只能做预先研究。随着型号增多，现在的年轻人一进所就能独立承担课题，这说明个人发展和国家进步密切相关。
由于经费不足，当时所里很重视开发民用产品。这让我挺困惑，我不愿搞民品，我要搞民品就不会到航天系统来。
人还是得不轻言放弃专业。我也有搞民品的实力，但我觉得自己的专业更适合搞军品，我更愿意做有技术含量的科研。当时年轻人思想活跃，都在想办法出国或去外企，一上班就看外语书。我不愿意脱离技术，所以在专业上坚持了下来。
记者：您曾去英国公派留学，两年的留学生活给您带来了什么？
黄竑：人还是得有股执着劲头。我第一年在威尔士大学有落差感，我身边的公派访问学者到英国后都发现，科研环境并不如所想的那样好，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失落。威大的工程应用不强，器件方面又不适合我，这让我很尴尬。威大物理系的研究离应用有很大距离，但特别能“造”论文。我认识的一个国内博士，在那天天写、常常发论文，但是选题都特别基础。我不愿这么写，我更偏向于应用，在系统工程中发挥作用。
头一年收获少我很不甘心，所以向国家教委申请延期一年回国，联系了密德萨斯大学的一份实验室工作，在那里颇有成绩。在英国待了两年后，我对将来有些不确定。我其实想留下来多做些研究，但签证已到期，我便回国了。我身边的留学生有一半人选择不回国，有些人甚至辗转第三国再回英国，像“北漂”一样“漂在英国”。
记者：您回国后发展如何？
黄竑：我很快被提拔为二室室主任，正处级。做管理难，难在既要留住年轻人，又得把科研搞好。工作只能靠老同志干，因为年轻人不安心，常来常走。但这也不能光怪外面的诱惑，还是因为所里的型号少，对年轻人也不够重视。我是技术型的人，不擅长管理，所里觉得不太适合，后来我主动转回技术线做设计师，还留在二室。
记者：由于航天的专业分工，存在一些职业瓶颈、专业间的不平衡。有专业室的年轻人会质疑：我凭什么只做一个螺丝钉？
黄竑：我在专业室干过，有些专业设计师干了一辈子，很少有机会参加重大试验，评奖机会也少，这有些不公平，好在所里已进行了机制改革，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说实话，我很羡慕年轻人当前的大好机遇，我相信，如果他们能把技术扎实做好，就能实现“快乐工作、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郑宇钧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