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得从小活儿干起，才能干大活儿”

    李贤玉这人有书香气，这样一个教师模样的女子，一多半的工作时间是随着第二炮兵部队辗转于靶场、训练场之间，“部队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

    身为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总工程师的她说，研制指挥系统某种程度上说是苦力活儿，在外场试验时，仪器设备都得自己扛。可山区的骄阳、戈壁滩的飞沙并没在她身上留下多少印迹，皮肤白皙、脸庞秀气、卷发飘逸的她看起来比48岁的真实年纪年轻，镜片后闪烁的自信目光，还能让人看出当年那个聪慧小妮子的影子，31年前，还没上高三的她就夺得黑龙江省高考理科状元。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李贤玉斜倚在座椅里，显得有些疲惫，她笑着说：“孩子一天到晚见不着我，也不知道我在忙啥。”这个导弹专家的工作是机密中的机密，她手里摆弄过的那些大家伙，每每发射，都会引起海外震动。

    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您，搜到最多的结果是，我国部分高考状元职业状况的梳理。

    李贤玉：干我们这行的，最好网上搜不到。1982年，读完高二的我既可以升高三，也可以直接参加高考。我想，反正要考的我都学完了，那就赶紧高考。我的自信是有基础的，在中学，我的全年级第一从没跑过。

    我中小学都就读于牡丹江机车厂子弟学校，不是在重点学校——不管在什么样的学校，靠自己的努力都可以成才。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培养了我对学习的兴趣：不仅要学，而且要学好。从小我就被人叫做“小大学生”，我觉得自己成为高考状元也是顺利成章的。

    17岁，我来到了北大，才发觉人外有人。我毕竟是从小地方来的，身处于各地状元当中，不免有些信心不足。上中学时我不用费事就能考第一，可刚上大一时，我学习很吃力。

    本科4年苦学下来，我逐渐走在了前列。1986年本科毕业时，我很多同学到中关村下海，可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搞学问，所以保送了本系研究生。我和丈夫是本科同学，他留校后，曾被班主任拉着一块开公司。但他和我一样，不是商人性格，后来还是回北大专心教书了。

    记者：您硕士毕业时是“香饽饽”，留校有资格、下海有资本、出国有资历，为什么选择了二炮？

    李贤玉：人还是得选择感兴趣的事干。毕业时我们班的去向基本分三类，出国深造，到中关村，分配。我当初没考虑太多将来的事，也没想过赚钱，只是很单纯地认为，来二炮有事干。我不想留校，是因为我知道北大的基础研究离应用较远，我想干能够直接有成效的科研。

    我这个人没多么远大的目标、多么长远的打算。我的特点在于，一步一个脚印，只要有机会，一定能抓住。不管干什么，有踏实和坚持，铁定能干好。

    记者：从地方大学生到军人，您适应吗？

    李贤玉：乍一来我很难适应部队。因为在北大，基本没人管我，以至于我对班主任没印象；可在部队，有纪律约束。我刚来时，部队科研院所受下海潮冲击很大，很多人纷纷转业下海。我在中关村的同学，出趟差就有几千块赚，而我当时的工资才七十来块钱。“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可这对我没影响，因为我那时只顾着研制二炮第一套指挥自动化系统。

    我这人有点“虎”，你一看我开车，就知道我是东北的，我有股不服输的劲儿。我在北大学的都是基础理论，到了部队才发现，部队很多专业特别专，有些设备我从没见过，跟干有线的论光通讯，我论不过他们。我前面不如他们，但凭借对原理的掌握，我只要花一点点工夫就能了解设备，后面我就比他们强。

    技术不断发展，稍慢一拍就会落后。有时候我们装备更新得晚了，部队就会说，现在不是有什么新技术吗——因为资讯大爆炸，连部队都知道最新技术，这让我们压力真的挺大。

    记者：30岁，您成为母亲；33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35岁，破格提室主任；39岁，担任所总工程师。您那些年过得辛苦吗？

    李贤玉：到二炮以来，我从没有今年可以歇一歇的感觉，一年比一年节奏快。但我不光要干事业，也得顾家。我上大学就谈恋爱，结婚早，但工作忙，一直拖着没要孩子。到了1995年我30岁，下决心再忙也得要孩子。但我产后一个多月就上班了。

    从军23年，如果家人不支持，哪有我今天？可对他们，我充满愧疚。母亲总是嗔怪我：“女人家哪有那么多事？”父亲就和她争论：“女儿干的肯定是大事！”丈夫对我说：“家里的事你别管了，别耽误正事！”

    记者：您那一代人，和现在年轻人比，有什么不同？

    李贤玉：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新老交替：“文革”以前的老一辈交棒，我处在年轻人里靠前的那拨，最早接棒。

    大背景下，机遇很重要。可是，我同年代很多人都处在这个机遇期，为什么他们没抓住？我比他们多的是，我能耐得住，能够为干成一件事，放下很多东西。可现在很多孩子不专心。你交给他一件事，他觉得很简单，匆匆忙忙应付了，不去深入想。

    记者：您觉得您成功了吗？

    李贤玉：我不知道我叫成功吗？走过这么多年，我没让自己后悔，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走了条多好的路——只要能把该干的都干了，我就很满足；如果想得很高，就不踏实了。

    记者：随着社会流动，年轻人跳槽成了普遍现象，他们觉得没有一种永恒的信念可皈依了。

    李贤玉：我性格平实，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如下海潮、出国潮。如果年轻人能够把理想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干，将来肯定能成才。

    记者：您觉得年轻科研人员如何成才？

    李贤玉：好多年轻人抱怨，好事怎么轮不到我？其实，你随时会遇到机遇，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把握住，这得靠你做好每一件小事。

    年轻人定位得定好。个别博士会“高不成低不就”：对于很多繁琐、低层次的研究，他们不愿干，想一上来就干高精尖的。他们对前景有很多想法，可光说不行。

    记者：您当时也是极少数的高学历人才，您就没点名校的优越感？

    李贤玉：我没什么优越感。不管老同志交给我多小的活儿，即使明知这是在试探我，我都干得妥妥的。简单的程序我也编，但现在很多博士觉得，这有啥？

    很多年轻人小活儿不想干，大活儿干不了。前两天我看新闻，一个北大硕士不去上基础实践课，被导师退学。我跟儿子说，就算是最基础的活儿，对年轻人也是学习的过程。不能只想着干造原子弹的活儿，人都得从小活儿干起，才能干大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