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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仲义一辈子都在提前做计划，最后还是做了件让大家都感到意外的事。
4月23日，以他名字命名的助学基金成立仪式在位于镇江的江苏大学举行，基金总额60多万元。这是邵仲义的全部积蓄，除此之外，他只剩下24.1元的现金。
但现场却没有邵仲义。
3月28日早上，当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时，81岁的他躺在那张用了几十年的老式藤椅旁的地板上，屋里的一台杂牌的电视机还在开着，但他身子已经和水磨石的地砖一样冰凉。
看起来，他完全没有预料到意外会在此刻来临。但对于自己的遗产，他早已有打算。在他逝世后，家人根据他的遗愿，把全部存款捐给江苏大学。
1951年就参加工作的他，善于做各种计划。直到九十年代退休，他还是江苏大学基建处的一位享受科长待遇的科员，为每一处即将开工的建筑编制预算。
像许多老人一样，他过着简单的生活。在不到60平方米的学校教工宿舍里，用木板搭起的床支撑了他“至少200斤”的身躯，床头柜的角色一直由一个方凳来承担，床上的草席由于反复的摩擦已经出现了几个洞。直到最近几年，在他找人做了一个用布包起来的简易床头之后，这个栖身之地才看起来舒适一点。
住在这个至今连电灯还保留着拉线式开关，窗户都关不严的家里，邵仲义完成了不止一次捐款。
2007年，远在海外的表哥给邵仲义及其兄妹每人汇来7万美元，他把这笔钱换成5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学校。
邵仲义小心地收拾起这些往事，极少向人提及。直到现在，当他再也无力隐瞒秘密的时候，这些捐赠才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
“我认为现在的大规模宣传违背了他的本意。”一位极相熟识的忘年交严肃地说。在他的印象里，习惯低调的邵仲义并不希望人们注意到他。
几年前他向学校捐款时，就要求不出现姓名，并拒绝了校方提出的举行颁奖仪式的请求。50万元捐款的协议书只勉强凑够了一页纸。
这是江苏大学接受的以个人名义捐赠数额最大的一笔，但即使在负责捐款发放的学工处，也有人不知道这项名为“爱生奖助学金”的捐款来自哪里，“以为是哪个大方的企业老板”。
学校宣传部门知道了这件事，认定这是一条“大新闻”，希望采访他，却被一口拒绝。最终记者不得不以“聊聊学生”的名义，对他进行突破。但这篇报道后来按照他的要求隐去了姓名，只称呼他为“退休老教工”。
“我平生写了第一篇新闻要素不全的新闻稿。”这位当年的记者感叹。
可惜，匿名没能成功地替邵仲义保守秘密，还是有人从新闻中推测出这是他的事迹。
“只有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曾经和他共事过的张秀珍回忆。邵仲义十分热心，喜欢交朋友。到最近还有当年插队河南时的朋友专程赶到江苏来看他，而这些朋友有困难，他也毫不犹豫就掏腰包。
“老胖子，你以后没有钱怎么办？”张秀珍私下问他，他只是“一笑而过”。
对于邵仲义来说，钱是他不愿意承受的负担。“要那么多钱干什么？”90年代中期，学校进行住房改革，只有他没买下自己居住的那间小屋。而当时只需几千块钱的房子现在已经需要几十万元。
没有人知道他从何时开始计划甩掉这最后60万元的“负担”。曾经，承载着这巨额“负担”的存折和银行卡被他放在一个毫不起眼的黑色小挎包中，出门的时候，小包从他的肩部斜跨下来挂在身后。“这样能平衡一下体重。”他总是开玩笑地说。因为体型太胖，邵仲义站立的时候甚至会身子重心前倾。
肥胖的身体让他行动缓慢，从家门口到校门口，别人十几分钟走完的路他要走一个小时。但比身体更“拖累”他的，是各种各样的朋友。他一路上不时地停下来跟人打招呼，攀谈攀谈，或者艰难地弯下腰逗逗路过的小孩。
一生未婚，无儿无女，学校里的孩子占据了他生活的一大部分。他参与学校的资助活动，一对一的资助贫困生或孤儿。还在各种场合跟学生打招呼。而对于更小的孩子，身患糖尿病的他会在口袋里装上各种糖或奶片，以便随时分给他们。
当年读大学的顾荣伟是在一次京剧票友活动上和邵仲义认识的。当时坐在第一排认真听戏的他感觉这个凑上来问东问西的老头“有点烦”。后来他们无话不谈，但直到大学毕业顾荣伟才知道邵仲义替他垫付了参加社团活动的全部费用。
京剧是邵仲义的最爱，他的唱功闻名镇江。他最擅长程派青衣，《锁麟囊》是其中最拿手的一出。这是一个关于富家小姐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
相比戏文，邵仲义有更多帮助人的故事。没有人说得清楚他到底资助了多少学生，但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邵仲义每逢假期都会去宿舍打探情况，看还有谁留在宿舍。特别是过年，“这个时候不回家的一定是有困难”。
掌握了情况以后，他会想办法接触学生，然后旁敲侧击地询问，生怕直接问会让学生难堪。
只是，戏文烂熟于胸的邵仲义却从不期望自己的故事有一样的善恶报应的结局。“我不图你们的任何回报。”他曾经对资助过的学生说。
李杜也因为京剧和邵仲义相识。当时在学校记者团的她接到任务要写一篇关于邵仲义戏剧人生的稿子。第一次见面，李杜就和邵仲义聊了四个小时。
那时的李杜还是个大二的学生，本来可以进入更好大学的她在这个校园里感觉事事不顺心。于是对邵仲义的采访变成了她的倾诉。
“那是一次失败的采访，”现在在上海工作的李杜回忆，“却让我在江大有了一个很好的家人。”在这个“家”里，她经常带同学来玩，甚至曾带初恋男友让邵仲义见见。81岁的“家长”对她男朋友的到来非常欢迎，“忙不迭地做好吃的”。
实际上，在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家庭里，邵仲义算是个开明的“家长”。一直以每个月200元标准资助学生的他，感觉到物价上涨，主动要求给学生“涨涨钱”，资助金额最终涨到每月400元。
为了和年轻的“家人”交流，邵仲义在他70多岁的时候搬来了一台电脑开始学习，不会拼音的他没用多长时间就可以用QQ交流了，而每逢学生生日或过年，他都会用PPT软件自制电子贺卡，这让年轻他几十岁的“家人”们都赞叹不已。
相比外界对捐款的关注，让他的“家人”更感到意外的是邵仲义怎么会突然走了。实际上，即使身边的人也丝毫没有预料到他的突然离去。
糖尿病让他的脚部严重溃烂。在学校食堂工作的沈明每隔几天都会来到家里为邵仲义洗脚换药。但就在他去世前两天，沈明为他换药的时候，依然没有听他说起不舒服，邵仲义还在红光满面地谈论他的“小朋友们”。
虽然喜欢和朋友聊天，但邵仲义很少谈论自己的伤痛。他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足家庭里，但在动荡岁月里，他经历坎坷，终生未婚。
“你看我的体型，猜我当年干过什么？”当学生问及那段伤心的岁月时，他依然用惯用的开玩笑的口吻，“我养猪的！我还给猪取名字呢！”
在同学们的印象里，邵仲义是那个“整天乐呵呵的”，“像圣诞老人一样的胖老头”，但很少有人知道，对于他来说，这肥胖的身躯意味着多少痛苦。
几年前他在山东“跌了一跤”，从此行动更加不便。即使在家里，他也需要扶着东西，小心移动。
去年，邵仲义在床上睡觉时摔了下来，邻居赶到时发现身下的席子都被他的身体拽得滑下了半边。
不少人劝他找个保姆照料，或者住进养老院，他总是摆摆手。就连别人给他找个老伴的提议，他也不接受。“不要第二者插足！”他笑着说。
“他不愿意被人管着。”张秀珍看着报纸上他的照片说。
照片上，邵仲义穿着红色的T恤，带着贝雷帽，“潇洒极了”。在张秀珍眼里，邵仲义的生活简单而不清苦，会照顾自己。他到过许多地方旅游，不仅会做各种西餐和甜点，甚至会织毛衣。
学校安排了学生每天轮流去照顾他。但学生更多的只是陪他聊天，邵仲义很少让学生们干活，反而是他总是要留学生在家里吃饭。为此，行动不便的他每次都要提前很长时间准备。
他一般拒绝让人搀扶，连拐杖的力量也不愿意借助。“那样显老。”他说。
他的外表如此坚强，以至于没有人相信他会突然离开。看起来像是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却丢失了其中重要的一环。但似乎，一切都还在邵仲义的计划中。
就在去世的前一周，江苏大学退管处的汤静霞处长接到邵仲义的电话，请她帮忙办理遗体捐献的手续。汤静霞没想太多，就交给了其他工作人员。过了没几天，平常不太打电话的邵仲义又打了一个电话，追问手续办得怎么样，并委托汤静霞作为执行人。这时的汤静霞虽然有点担心“明年自己就退休”，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时离遗体捐献书最后生效的时间，还剩两天。
“你说，是不是他已经有预感了啊。”汤静霞自言自语。
3月28日早上，当一个送报工推开邵仲义家门时，发现他俯卧在地上。人们推测可能是跌了一跤以后，过重的体重让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也是从这天开始，肥胖的身躯再也不能阻碍他了。遗体捐献手续很快办好。如今，他泡在福尔马林水里，等待着被医学生解剖。
3月29日，江苏大学为邵仲义举办了一场追思会，一张桌子一幅相片，黑白对联，是邵仲义告别仪式上的全部摆设。人们鱼贯而入，有人失声痛哭。这场简单的追思会本应是一场规模更大的追悼会，但最终尊重邵仲义本人的遗愿，追思会基本没有任何花费，学校发放的4万元丧葬费将同他的积蓄一起，捐赠出去。
站在邵仲义曾经住过的房间下面，顾荣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邵仲义家吃饭的情景。当时，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找地址，邵仲义胖胖的身子从楼上的窗子里探出来。
“嗨，我都看见你了，你还没看见我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