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

    纪录片导演赵琦拍了部片子，叫《殇城》，讲汶川地震。每次跟人介绍，他都得强调一句：“跟地震本身没太多直接关系，也不是讲地震悲痛的。”

    他想讲的是震后三个北川家庭的故事——一个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少年，不知道如何与改嫁的母亲相处；一对被地震夺走了独生女儿的夫妇，犹豫着要不要再生个孩子；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孙女和3个姊妹，她本要与母亲相依为命，却在分房子的时候多贪了3套房，被判入狱，判刑那天她才知道，自己被抓以后，母亲去世了。

    这个片子拍了近4年，拍得赵琦自己都变了样。这个过去下班从不按点回家的男人说，就是因为遇上这三家人，他开始思考“生活里到底什么才有价值”。曾经惧怕成为父亲的他要了孩子，还努力想做个好爸爸。

    通过镜头，他意识到要“重新选择生活”并不容易。“地震刚发生后，这些经历了生死的人，几乎每个都说过他们的生活没了，后悔过去没好好珍惜，以后要活得不一样。”赵琦说，“可是，5年过去了，他们很多人，其实又都回到了曾经的苦恼之中。”

    “我觉得我有点儿看破了的感觉，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嘛，不挣钱又咋子嘛”

    赵琦到北川的时候，是地震后第5天。街上都是忙着奔跑的人，跑着往城外逃命，跑着往城里找人，没什么人顾得上跟扛着摄像机的赵琦聊天。在北川幸存者暂住的绵阳九州体育馆，每一个能贴纸条的细缝都被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寻亲启事”，在墙壁上连成一条仿佛看不到尽头的条幅。偶尔碰上主动说话的人，也是死死抓住赵琦的手，急切地拿照片给他，“我的女儿，见到过她吗？见到过她吗？”

    北川人李桂花是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地震把她从小摩托车上摔了下来，等她醒过神爬起来，第一个反应也是一样，找人。

    地震那年她已经53岁了，有一个庞大的家庭，上有80岁的母亲，下有女儿和3岁的小孙女，还有自家姊妹常来往。家里拍全家福，前排摆满椅子，后排还得有人站着。她冲进孙女的幼儿园，震断了脊梁的楼房像被任性孩子推倒的积木，东倒西歪地砸在地上，坍塌的石板下面有小孩子在哭，有喊爷爷的，有喊婆婆的。李桂花也开始哭，用手扳，用肩顶，生生挪出个缝隙，从里面抱孩子出来。

    “抱头一个娃娃，一个爷爷来了，掏出来，活了；抱第二个娃娃，只是脸上有点点伤，叫老师抱走了；抱第三个娃娃，说阿姨好多（断）手，过一下子就在我胳膊上死了。”李桂花回忆说，“抱到第五个，就是我的孙女子。我的孙女子颈上、手上都没得伤，我孙女子可能一瞬间……一瞬间就把她打（砸）死了。”

    她说不下去了，坐在代表着女儿和孙女的两张空椅子旁边，平日里总是大嗓门跟人嚷嚷的李桂花右手捂住脸，哭了起来。地震让她没了女儿和孙女，也没了多年相依为命的3个姊妹。

    与她朝夕相处的亲人中，只剩80岁的母亲在地震中幸存。但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下身又瘫痪，似乎并不太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赵琦去给老人拍照，在老人的轮椅旁边摆了一排空椅子，大一点的代表去世的大人，小一点的代表孩子。老人扭着头不知所措地看着身旁一张又一张空荡荡的椅子，一句话也不说。

    亲人没了，房子也没了。李桂花曾带着赵琦回到自己在北川的家。踩着满地的大石块和钢筋，她指着半埋在地下的窗框说，“这就是我们的家”，还比划出数字，“六楼”。

    这个曾经飘着饭香的家，如今看上去更像个地窖，里面堆着碎石块和断木板。“这就是我们家的客厅。”李桂花张开手画了个圈，低头盯着客厅中央被砸出的大坑，小声地补充，“都垮了。”

    “我觉得我有点儿看破了的感觉，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嘛，不挣钱又咋子嘛。”地震刚过去没多久的时候，李桂花坐在空椅子旁边，对赵琦说。“我们北川有好多（人）钱挣了一百万、几百万的，都塌死到底下去了。有时候想起，生活真是没好大意义。以前挣的钱就是为了儿女，现在我喜欢的人走了，我现在只有唯一的，就是我的妈妈。”

    “总觉得她没走，就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能回来了”

    赵琦去过北川公墓，那是一块有一层楼那么高的大石碑，上面没刻名字，只用红色的数字写着“2008-5·12-14:28”，后面挂着条白色横幅，“深切悼念‘5·12’特大地震遇难同胞”。偶尔有外地来的参观团，在大石碑前献花默哀。

    不过他见得更多的，是隐匿在废墟之中的一块块小墓碑。爬过垮塌垒成的石丘，踩着断裂的钢筋和砸断的楼板，在北川小学地震遗址的瓦砾堆里，就有一块属于孩子的“墓碑”——只是块灰色石板，半片蓝色遮雨棚给它挡着风。赵琦见到它的时候，北川人彭孝全正捏着一粒小石子，用力地描着石板上的字，“女儿彭雪敏，侄唐睿，5·12遇难”。

    这位37岁的父亲说，这里是11岁的女儿上课的教室。女儿学习成绩很好，他来参加过几次家长会，认得这个地方，“她妈妈来找的时候，说她在这里听到小宝叫‘妈妈’，我说哪里有，我都没听到，她始终说有，那我们就在这儿，给她立这个（碑）。”

    “给他们拿点衣服来烧。”彭孝全的岳父坐在墓碑旁的石堆上，指挥着说。

    “有，啥子都有，都整到一道，她喜欢的，烧了好多了。”彭孝全回答说。在石板前，摆了满满一盒的彩色糖果、鲜牛奶，还有栽在花盆里的花草。

    地震之后，彭孝全的妻子因为睹物伤心，跑到上海打工，他则搬到山上，跟岳父住在一起。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打扫自己的房间，任由顶灯坏着不亮，这位父亲花大把时间收拾女儿的东西，手工课做的母亲节贺卡、“三好学生”奖状……他用手掌抚着起皱的纸片，就像是抚摸一块昂贵的丝绸。

    “地震之后我就想，不带小孩了，带小孩真的很伤心。总觉得忘不了她，也对不起她。”不爱说话的彭孝全十指绞在一起，低着头说，“如果平时能随便进（老县城）的话，那肯定有空就一个人坐到（墓碑）那儿去。我总觉得她没走，就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能回来了。”

    对于失去几乎所有亲人的李桂花来说，她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守着发呆的地方了。她和母亲一起搬进了距离老县城60公里远的临时板房区，患病的母亲只是沉默，家里没了缠着她要洋娃娃的孙女，也没了跟她一起做饭聊天的姊妹。她每天得开着电视睡觉，可碰上儿童节目不敢看，电视里出现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姑娘也得换台，每天到了深夜还睁着眼睛，大把大把掉头发。

    有时候她会打个车回北川，看着曾经的马路长出野草，房顶长出了树，“可我觉得我的女子还在上班，孙女子还在里面跳舞”。她甚至跟司机说：“你把窗户打开，等那些人来搭我们车子。”司机尴尬，“你不要吓我！”

    碰上路边有人卖洋娃娃，这个买菜时会讲半天价的女人总是停下来，“给我孙女子买个，给她烧起去”。在自己住的板房，她在饮水机上面也放了一个洋娃娃，倒水的时候就会顺手拨弄一下按钮，然后一边看着洋娃娃跳舞，一边咯咯地笑。

    可坐到沙发上，守着只能听到蚊子叫的板房，过不一会儿她又开始掉眼泪。“一个人在屋里头，还是不好过，想自己的女子、孙女子。”李桂花用手指抹开眼角的泪，指了指洋娃娃说，“只有把那个洋娃娃弄起来，一个人看看，要好点点。”

    圆头圆脑的洋娃娃穿着粉色背带裤，一边眨巴着大眼睛，一边摇晃着脑袋唱歌。在它背后的墙上，贴着李桂花女儿和孙女的照片。

    “你要生存，你必须要走这条路，再扯再歪的人他也必须要走这条路，（这是）人的本能”

    就像彭孝全老守着墓碑，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北川少年洪世豪，也总爱守着小阁楼一个人坐着。阁楼在自家暂住的两层小楼顶上，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灯。父亲的肖像挂在一块写着“天地君亲师位”的木板上，他被垮塌的山体埋住，连人带房子一同消失。洪世豪每次回家要先上阁楼给父亲鞠三次躬，有时候还会磕头。常常他看着父亲的脸，抱着膝盖坐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楼下，陌生的新生活开始了。洪世豪的妈妈跟一个同样在地震中失去伴侣的男人结了婚。可是，有时候吃半个小时的饭，三个人相互之间一句话都不说。妈妈只负责夹菜，儿子只闷头吃饭，常常手里捏着手机，跟网络另一端热烈地聊天。

    “我想过，我一般读书都在外边，就我妈，如果她找不到一个陪伴自己的男人，就真的很孤独。”在赵琦的镜头前，洪世豪双手抱胸窝成一个团，说几句话就会抽抽鼻子，推推眼镜。“可亲生父亲那种骨肉相连的感觉是无法在其他人身上找回来的。我试着去接受另一个人，但是爸爸的位置永远都空缺在那儿。”

    “毕竟马上一年了，都晓得找钱了，有些都组合家庭了，都晓得该搞啥子搞啥子。光考虑自己肯定永远是不可能的，不走出这个阴影也是不可能的。”在第二年“5·12”纪念日的时候，李桂花说，“只要房子分了，安安心心出去打工挣钱。你要生存，你必须要走这条路，再扯再歪的人他也必须要走这条路，（这是）人的本能。”

    地震前，李桂花曾负责管理北川的一家农贸市场，因此她被选为临时板房区的社区主任。领导给了她一堆公章，指定她负责调配，只要她的公章盖下去，粮食怎么调配，货物怎么分发，钱款如何调度，都由这章说了算。有了工作，李桂花也爱笑了，时不时就能听到她扯着嗓门招呼远处的人，跟人搭着肩膀嘻嘻哈哈。

    她工作的最主要任务，是把新北川的房子分好。新县城的房子一盖好，她就带着人去瞧户型——干净的飘窗冲着太阳，雪白的墙壁映得屋里特敞亮。几个人在新房子里七嘴八舌地商量，哪里摆电视，哪里放冰箱。

    直到下了楼，走在每栋楼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住宅小区里，一个女人才悄悄拉着一旁的人抱怨了一句：“我们北川老县城，早起来一望可以看到雪，这底下永远都看不到雪。”

    “住再好的房子，不想以前肯定是不可能的。”李桂花也参与了他们的抱怨，“一个人住到新房子去，想到自己女子、孩子没住到，心里还是难受。”

    实际上，老县城也变样了。许多地方封了路，说要修地震博物馆。彭孝全的妻子李晓蓉从上海回来，到女儿生日那天，夫妇俩带着女儿最喜欢吃的樱桃，想再进去看看那小墓碑，却被守路口的武警战士拦住了。“这个地方已经是地震遗址，被保护起来了，你们要是到处烧香，那啥子秩序，看起来多混乱。”战士劝他们说，“你们去公墓吧，遇难的同胞都去那个指定地点，都一样的。”

    “（我的女儿）就在那边弯道上。”平日里总是抿着嘴不爱说话的彭孝全急了，摆着手跟对方解释，“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拦住他们的战士为难地问：“那你怎么不能理解一下我？”然后伸出他结实的胳膊，“真不能过去。”

    争执不过，涨红了脸的李晓蓉急得在路边跺着脚哭。她晃着手里拎的袋子，里面的樱桃磨擦着塑料袋哗啦啦直响。“可是，我只是想今天给小宝拿点樱桃啊……”

    “地震里面你经历过生生死死，觉得钱有多重要？”

    为了拍这些故事，赵琦申请圣丹斯电影节的基金资助。他在申请书里写道：“李桂花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和姊妹，地震后她一直在寻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她说她要在搬进新县城后，为老人建一座养老院，在照顾老人中获得内心安宁，用这种方式留住过去和未来的关联。”

    资助拿到了，可拍摄对象却没了。李桂花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赵琦辗转打听，邻居才告知，他要找的这个“打算无私给北川老人开养老院”的李桂花，“滥用了职权，贪污了房子，叫人给抓起来了”。

    电话那端，赵琦惊得连着“啊”了好几声，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费了好大劲，托了几层关系，才在看守所见到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李桂花。原来，在北川新县城房产登记的过程中，李桂花以他人的身份多报了3套房。事发被批捕的时候，李桂花还在办公室给人盖章批房子，警察叫她出来“讲讲房子问题”，她还问了一句，“章拿不拿起？”

    隔着铁栏杆，赵琦没说几句话就问她：“李大姐，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地震里面你经历过生生死死，觉得钱有多重要？”

    李桂花消瘦了不少，平日里因为失眠熬出来的黑眼圈更深了。她说话还是像当主任的时候一样大嗓门：“钱这个东西，你说重要也重要，你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多就多用，少就少用。”

    只有在说起母亲的时候，她的大嗓门才会柔和下来，就像当年讲起孙女的事情一样。“我跟妈妈地震前地震后从没分开过，我走那天早晨给她送的肉汤，喂了三汤匙，看时间忙我就走了，再也没见过妈妈。”李桂花说，她和母亲同天生日，但今年这个生日她却只能在看守所度过，在囚房里跪在地上，为母亲庆生。

    她基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直到宣布审判结果的那一天，有人凑到她跟前，悄悄对她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走了。”

    “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都蒙了。判三年零六个月，心头本来就不舒服，眼泪强忍着。”李桂花说，直到坐上送她回看守所的车，门一关，车一开，她才缓过神来，世界上与她亲近的最后一个人已经没了。在通往即将到来的监狱生活的路上，这个中年女人放声大哭。

    她不知道的是，当她孤身拘禁在看守所的时候，母亲也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看着旁人把她的行李搬出临时板房，抬进一套空荡荡的新房子里头，里面没有跳舞娃娃，也没有女儿喂她喝汤。老人一言不发地坐在新房子敞亮的阳台上，看着外面一栋栋长得一样的楼房。

    回到工作室，赵琦翻出原始素材，找到了李桂花第一次看房子的模样。着急去看新房子的她连给人盖章时带着的袖套都没脱下。她好奇地在房间里四处打量，仰着头环顾还没有任何装修的房子，跟人比划商量，如何布置眼前的新房。

    那时候，她拍着手，点着头，对身边的人说，以后搬家到这里，跟妈妈一起住，“我也有这么一套，就够了。”

    “人一生中，怎么翻来覆去地总有这些事发生，你把这件事摆平了，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了”

    自从通往女儿小墓碑的那条路被封了以后，彭孝全两口子就只好改在半山腰上自家的田地里给女儿烧东西。那里虽然没有墓碑，却可以远远地望着朦胧中并不清晰的老县城。

    “在上海打工的时候，人们都劝我，小宝那么孝顺，她一定也不喜欢看到我们两个这样。”李晓蓉坐在地里，看着挽着她胳膊的丈夫说，“现在时间久了，看着别人都带了孩子，慢慢觉得能接受，就好点。”

    碰上邻家孩子来串门，这对夫妇还会热情地摸摸小孩的脸，哄他们吃糖。终于有一天，两个人手拉着手，到人口计生服务中心参加“计划生育宣传大会”。

    “目前，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确定再生育的家庭已成功怀孕742户，怀孕率为70.3%。已经生育的家庭是626户，有627个婴儿降生。”夫妻俩坐在会议室里听着汇报，低头拉着手不说话。

    晚上回到家，俩人坐在一起，用一个大盆一起洗脚。李晓蓉的父亲一边低着头给炉子添火，一边小声地问两口子：“讲的啥子？”

    李晓蓉在脚盆里轻轻踩着丈夫的脚，扭捏地回答自己的父亲：“那个又不是你想就能来的，要自己有才有啊，你强求怎么行？”

    父亲依然拨弄着炉子，低着头喃喃地说：“生儿生女都无所谓，都带一个最好，总要有个后代嘛！”

    可是，在盘算孩子的同时，他们还得盘算房子。持家的李晓蓉算了算，搬进新县城买房子，总要花个20万。困扰她的难题是，“就算借够了，关键是怎么还”。

    为了买房子，李晓蓉决定，离开原本准备一起再生个小孩的丈夫，重返上海打工。

    “又剩我一个在家里，冷清清的。平时她在家还有人跟我说说话，现在为了这个房子，她又出去。”彭孝全蹲在半山上的菜地里，跟赵琦抱怨，“一下子感觉到，又成了她以前出去打工的感觉。地震这三年，伤口刚刚好了一点点，现在又面临着房子的问题。人一生中，怎么翻来覆去地总有这些事发生，你把这件事摆平了，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了。”

    临出发前，彭孝全帮老婆收拾行李，怕她冷装了羽绒服，怕她想女儿装了孩子的照片，还在电脑里拷贝出女儿的视频短片，给她带着。

    录像里，他们当时只有11岁的女儿正跟小侄子一起玩电脑。她戴着红色发箍，扎着马尾辫，头发一晃一晃的。彭孝全叫她转过身来表演个节目，她就扭过头，半咬着嘴唇，眯着眼睛笑着说：“哎呀，要我唱啥子呀？”

    “要不然莫过去了，莫去打工了。”彭孝全盖住妻子正在打包的箱子，从背后抱住她，“我跟你说真的哦，就在这边，住在一起，住在山上。”

    “也就再辛苦两年，两三年。”李晓蓉抿着嘴不看丈夫，推开他的手，继续叠衣服。“要不然你努力赚钱么！”

    最终，彭孝全还是到机场送走了妻子。走到安检处前，两个人拉在一起的手不得不松开了。沉默的丈夫看着妻子拎着行李，过了安检，空荡荡的候机厅只剩下他一个人。

    “妈，我们家，到底在哪个地方”

    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录片不少，可赵琦这部却一直拍了快4年，拍到自己在地震后出生的儿子都会叫“爸爸”了，拍到摄像师都不愿意接他电话了，拍到北川老县城已经修成了“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越来越多的人也搬进了新县城，一个叫做“永昌”的地方。

    在上海打工攒了钱，李晓蓉和丈夫终于在新县城买了房。两口子的新家布置得很简单，买套家具，摆个冰箱，唯一的装饰就是家里到处摆着的盆栽花草，鞋柜上，门旁边，就连冰箱顶上都放着花飘着香。彭孝全说，女儿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花花草草。

    他们一直没能怀上孩子，可他们喜欢孩子。亲戚去外地打工，他们就在家帮忙带孩子，带大弟弟的，再带妹妹的。天气好的时候，李晓蓉就抱着孩子去新县城的广场玩，一路上都抱在怀里，生怕孩子跑远了。

    洪世豪一家也搬进了这个在电视里被称为“世外桃源城市”的新北川。已经毕业在外打工的他常常接到妈妈的电话，催他回家看看。可他要么推脱说打工忙，要么推脱说不放假，找尽了理由，就是不愿意回去。他跟赵琦说，他不喜欢那个陌生的地方，“那不是我的家”。

    可是，妈妈还是老打电话，叫他“早点回家”。他想了想，挂了电话，上了车，扭头去了老县城。

    现在，这里是一个游客需要花16元才能参观的地震遗址。抱着宠物狗的，挂着单反的，说着外地口音的……老县城外又热闹起来。路边卖纪念品的小摊，出售着“北川地震明信片”，还有“地震纪念DVD”。

    没按被规划出的游览路线，洪世豪很快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翻过近两米高的围栏网，他找到了被山体掩埋的家。四周野草丛生，长得比这个小伙子还要高。18岁的洪世豪梳着流行发型，做了激光手术摘了眼镜，可他却和14岁的时候一样，静静地坐在早已埋在地下的老房子前，呆呆地坐了一下午。

    “地震那天我一直就站在这个门口看着，看着，一个个人都上来了，直到夜幕降临，我还是没有看见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赵琦的时候，洪世豪这么对他说。“不管过了20年30年，我还会回到这来看看，因为这给了我很多回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它虽然只是山区的一座小小的县城，但是它在我的内心中却是很广阔的。”

    等到今年秋天，李桂花也能出狱回家了。赵琦前去探视的时候，她说，等出去了，自己也要回一趟北川老县城，看看她的女儿、孙女和妹妹，“跟妈妈说声对不起”。

    “如果搬了新县城，我还是想开家养老院，照顾一下老的。”李桂花说，“进了养老院，就好像自己妈妈也在里头。”

    临走的时候，她告诉赵琦，其实自己并不想当这样一个“管章的主任”。她原本想做个老县城的解说员，在那片废墟之上，向来往的游人解释，在这片乱石岗上原本是个幼儿园，在那片废石堆上曾经住着一户户人家，在地震到来之前，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那天在老县城坐了一下午后，洪世豪邀请一直跟拍他的摄像师到新家做客。这是他头一回到新县城的家，看着四周一排排的楼房，隔不了几步就是一条相似的小道，他迷了路。这个想要回家的年轻人，只能在偌大的小区里转圈，最后犹犹豫豫地拨了电话，问：“妈，我们家，到底在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