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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辛丽荣是个懂“市场”的生意人。她经营着一间面积近200平方米的商铺，年营业额近20万元。在中国青年报社“报道对象回家”活动的现场，她顶着一头烫染的短发，讲话就像拨算盘珠一样噼里啪啦地往外蹦。
这种“市场”头脑在27年前已初露端倪：那时，她经营一间小小的玻璃店，开业第一天挣了12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小半年的工资。她干脆地告诉外界，自己一年下来能挣好几千元——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在当时，“市场”的意识却给她带来了争议，尤其是在和她的哥哥、大连第一个镶玻璃个体户辛福强相比较的时候。
作为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个体劳动者，辛福强处处“以雷锋为榜样”，愿意骑着自行车跑几十公里帮人镶玻璃，还曾经为400多户军烈属、五保户、贫困户免费或减价服务。20岁那年，他因病去世。
接管哥哥玻璃店的辛丽荣，却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经营生意：她坚决不离开店面免费服务，也坚持绝不做赔本生意。她自豪地告诉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自己干一个月的收入，“比哥哥干一年还挣得多”。同时，她也坚定地表示，攒下来的钱，要帮哥哥还上欠下的医药费。
以当时的眼光来看，敏锐感知市场的辛丽荣有些过于“现实”了。马役军事后回忆，尽管他在采访时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但实际上，他连这篇稿子能不能见报都拿不准。
《中国青年报》曾在1982年和1985年两次在头版介绍辛福强的事迹。1986年11月15日，报道辛丽荣的《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同样被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有人评论说，这是中国新闻人物写作从“神”向“人”转化的一个关节点。
27年后的今天，辛丽荣承认，哥哥辛福强的确更像一个“神”。他“宁可自己吃不上饭，也要让别人吃上饭”；更重要的是，他把铁路工人的铁饭碗让给别人，成了一名个体户——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那是“待业青年”、“混混儿”，甚至是劳改、劳教释放人员才会从事的工作。
“过去说我们是个体户，我都不敢承认，多丢人啊！现在可不一样了。”辛丽荣得意地竖起大拇指，冲自己晃了晃，“我是做生意的，老板！”
从小姑娘到中年人，辛丽荣对市场的头脑始终灵敏。她有声有色地经营玻璃店，并且在市场里寻找新的机会。1995年，玻璃店原来租用的小商铺碰到了拆迁，她立马想到，应该给自己的店买下一间固定的商铺。
“自己做生意要有个固定的地方，不然几年下来，光给房东挣钱了！”她连珠炮般地说，讲话速度和头脑反应一样快。
很快，她买下一间近200平方米的公建房；再后来，镶玻璃的生意不赚钱了，她又兼顾着经营宠物用品，甚至还加盟了一个给学生做桶饭的食品店。与此同时，她以“个体户联合会”的名义，为北京亚运村建设捐款，并且捐助了西藏的一所小学。
这个曾经被批评为“太现实”的生意人，如今却被更多地评价为一个热心公益、有奉献精神的人。那些遵循市场规律的观念已经变得像常识一般理所当然，人们更愿意谈论她几次为灾区捐款、捐助失学儿童读书。
“我们家骨子里的传统都是要帮人。但我哥哥是用尽全部力量去帮助别人，我是先储备力量，然后去更好地帮助别人。”辛丽荣说。
人们总拿她和辛福强比较，而在她心里，始终怀念着哥哥。访谈时，提到哥哥辛福强，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事实上，镶玻璃的生意早已不再赚钱，需要靠别的生意来贴补，但她始终坚持开着这家玻璃店，因为那是哥哥的事业，她要把哥哥的精神传下去。
她说，如果哥哥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带着自己远大的理想，跟上时代的步伐。
30年的时间，时代早已大步前进了。辛福强当个体户的年代，“个体经济”还带着令人警惕的色彩。有人担心个体户有迈向“资本家”的危险，还有人指责个体户“投机倒把”。
1982年，《中国青年报》曾为辛福强的报道配发评论《摘掉“左”的眼镜》。评论说：“有些人总是戴着‘左’的眼镜看待个体经营者。说他们是‘小商小贩’，是‘不务正业’，是‘资本主义尾巴’……希望那些戴着‘左’的眼镜的同志，看看辛福强同志的事迹，端正一下自己的眼光吧！”
在那之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艰难转身，迈向市场。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被时代前进的步伐远远抛下了——包括“个体户”这个特殊的名词。辛丽荣如今被人们称呼为“老板”。在4月26日的活动现场，除了宣读资料的时候，“个体户”3个字再没有一个人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