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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誉为“整个东方音乐骄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到有中华古乐“活化石”之称的南音，何占豪的音乐旅程走了半个世纪。“五一”期间，厦门市总工会和厦门歌舞剧院联合创排的交响南音《陈三五娘》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作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标志性人物，80岁的何占豪是这部创新作品的作曲和指挥。何占豪说，因为不熟悉闽南地区的音乐语言，面对国宝南音，心中只有敬畏。
中国青年报：“何占豪”三个字半个世纪以来都和《梁祝》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80岁高龄，你会去挑战南音这个全新领域？
何占豪：就是不想让祖先留下的美好音乐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消失。我的老师们曾说过，对待音乐文化遗产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不要动它一个音，放进博物馆，向后辈展览，展示我国悠久的音乐文化历史，增强一些民族自豪感；二是大胆改革，为现代人服务，不改革，听众将越来越少。闽南文化品牌、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如果在我们这一代手里衰落了，它申遗成功又有何意义？
中国青年报：和昆曲一样，南音也是我们的国宝，且历史更长。对南音“动手脚”，就没有顾虑？
何占豪：怎么没有？对于我们搞音乐的人来说，南音让人心生敬畏。我在上世纪60年代去泉州采风时第一次接触南音，当时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南音大师都很严格，严到连一个音都改动不得；一个是观众少了，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还多。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些比较年轻的南音工作者感觉实在太寂寞了，想改革。当时他们找到我，希望我参与，结果因为“改还是不改”内部争议太激烈而不了了之。2009年，厦门总工会正式邀请我为南音改革作曲，一开始我也拒绝了。我很清楚，音乐语言是第一位，技术其次，当时我不熟悉当地音乐语言，所以没法下手。
中国青年报：“五一”的这次演出，合唱队用普通话唱，主人公用闽南话唱，从配器、演奏到演唱，都有非常大胆的尝试。“交响南音”的创新难点在哪里？
何占豪：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南音形成了很多不合理的东西，程式化严重，如果把这些也算作不可以改动的传统，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怎样既尊重先辈的创作，又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分析取舍，是作曲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点。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既谨慎又大胆。所谓谨慎，指的是尽可能保持南音的特色，保留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名唱段，尽可能用南音或闽南当地的民间音乐作为素材；所谓大胆，就是坚决摒弃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充分运用现代交响音乐的表现力，丰富或重新塑造各类音乐形象。
中国青年报：但此前很多类似的“嫁接”、“混搭”都以失败告终。单说交响乐吧，到目前为止就已经被嫁接过很多次了，可结果是并没有把那些传统艺术门类从日渐衰退中拯救出来。你这次对南音的改革，想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何占豪：强强结合的结果未必乐观，我常跟学生们讲，两个都是健康人，一个受了伤要输血，如果血型不对，输了血不但不会康复反而会死掉。我看过一些交响化的戏曲，戏曲观众说，台上的人站着动也不动，还加了合唱，这不是戏曲；音乐观众说，好好的交响乐怎么光给人家伴奏了？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我的态度是：对传统民族音乐要深入体会，对现代音乐技巧要努力学习。要让当代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喜欢，同时南音老听众也承认它是“南音”。两条缺一不可，否则就是失败。
中国青年报：其实你从学生时代就在做中西音乐合璧的探索，《梁祝》就是这种探索的产物。半个多世纪来，《梁祝》被奉为华人音乐史上的经典，可你似乎并不以它为傲，为什么？
何占豪：有一次在香港接受采访，记者问我对《梁祝》的感受，我直接告诉对方：《梁祝》让我遗憾了一辈子。其实《梁祝》之后我的很多作品，交响乐《龙华塔》、二胡协奏曲《蝶恋花》、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陆游与唐婉》等，在思想性上都比《梁祝》深刻。《梁祝》不过是两个知识不全面的学生的初级探索作品，现在却被“神化”了，《梁祝》只是“久演不衰的作品”而已。
中国青年报：可为什么偏偏《梁祝》能久演不衰？
何占豪：因为《梁祝》中的音调就是人民群众中的音调，就是群众的语言，这个东西不用去宣传，去炒作。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去农村演奏，拉国外的曲子，拉完以后问，好听吗？大家都说好听，可是问听懂了没有，大家都说听不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梁祝》曲子的谱写其实也是从大量地方戏曲中获取的灵感，你能在《梁祝》中发现很多戏曲名段的影子，那些音乐语言我非常熟悉。
中国青年报：你常说“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音乐领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怎么理解？民族音乐的出路一定要和西洋乐接轨吗？
何占豪：在艺术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优秀的艺术品种。我们听交响乐、听美声，外国人也在听我们的京剧。当年，我用小提琴演奏《梁祝》，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小提琴这种乐器，他们听了《梁祝》，就觉得能够演奏出如此动听乐曲的乐器肯定好。以前我们还没有合唱的形式，但是《黄河大合唱》多雄壮；以前我们还不会跳芭蕾舞，但是《红色娘子军》跳得多好看。
我们的国家是音乐之乡，但我们的音乐技巧这些年落后了，这必须承认。今天把南音现代化交响化，成不成功大家都可以评论，关键是要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音乐成功之路，让大家都来改革创新，让传统音乐被更多的现代人喜欢。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一些活跃在国际乐坛的“海归”音乐人回国后却遭遇“水土不服”，很多观众对于他们身上的“先锋”标签并不买账，为什么？
何占豪：改革开放后，有一批音乐学生从学校里跑出去，接触国外先进的音乐创作。这代人很有才华，但他们在最长知识的时候却脱离了中国的土壤，民族音乐的底子薄弱。他们被称为著名音乐家，可他们有哪一部作品在群众中生根开花？有感情，有生活，才有音乐；而现在，乐团不想演奏、指挥不愿意执棒、观众不喜欢听的“三不作品”却充斥市场。一些“学院派”总认为，只有在音乐学院、只有靠音乐技巧才能产生音乐，这样想就是本末倒置。真正了不起的音乐，不是出自哪个音乐家之手，而是来自民间。
本报记者 吴晓东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