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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学者梁鸿回到曾经生活了20年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用脚步和目光重新丈量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中国在梁庄》继而出版，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
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梁庄，在全国农民工数量超过2.6亿的当下，梁庄人不可避免地投身到外出打工的洪流之中。2011～2012年，梁鸿在西安、广州、青岛、北京等城市，寻访走出梁庄的梁庄人。他们之中打工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30年，最短的才刚刚开始。梁鸿把他们的故事撰写成近200万字的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也由此获得《南方都市报》主办的“2012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佳散文家奖”。
学者刘瑜在推荐词中说：“梁鸿将‘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出梁庄记》迫使人们去正视那个有血有肉却经常为我们熟视无睹的城市打工人群。”
走出梁庄，但没有找到“奶与蜜”
梁鸿在接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并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梁庄的农民，从梁庄出发，在中国大地上迁徙、流转、离散，很多人没有找到‘奶与蜜的流淌之地’，却在城市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
将近30年中，梁庄人的打工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西到新疆，南至广东，北到内蒙古，还有的远赴西班牙、俄罗斯。厦门的安兜村、深圳的沙河街、西安的德仁寨、郑州的陈砦……梁鸿在这一个个著名的城中村找到她的父老乡亲。这些地方虽然脏乱不堪，但“幸好有这些城中村，他们才能找到稍微便宜一些的住处”。
“二哥”夫妇在西安蹬三轮车挣钱，忍下了见不着孩子的心疼和起早贪黑的辛苦，还是遭遇“城管抢劫”和“市容罚款”，但在城里人眼中和一些媒体报道中，他们是损害市容市貌的形象。在青岛镀金厂打工的小柱是梁鸿的堂弟，因为长期没有防护措施地接触剧毒氰化物，不满40岁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没有人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富士康”、“传销”、“城管”……这些在报纸社会新闻版经常出现的关键词，也有梁庄人的影子。
当然也有几个幸运儿在外边发家致富，在北京的李秀中靠“校油泵”事业成了千万富翁。这个传奇人物的目标是在穰县盖别墅养老。
梁鸿说：“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梁庄，包括我也不愿意回。”
漂浮在城市上空
“打死也不住西安！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一个在西安的梁庄人这样跟梁鸿说。虽然在外打工，但梁庄依然是他们的心理中心。“他们大多数在城里不被认同，只有在梁庄才感觉活得有尊严和价值。但如果能在城市过上好生活，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在梁庄还是城市，梁庄肯定就不那么重要了。”梁鸿说。
《出梁庄记》中写到，一篇“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城市顽疾”的报道，把“二哥”这样的三轮车夫，认作是城市道路堵塞的罪魁祸首。一个城市官员在文件上说，要坚决取缔三轮车，因为三轮车严重阻碍了群众的道路通行。“这个逻辑非常有意思，谁是群众？难道这些三轮车夫就不属于群众吗？”梁鸿说。
近日，梁鸿在广州举办《出梁庄记》新书签售，同样出身农村的作家阿乙也到现场。他谈到这一群体时，将其称为“幽灵”：“我们生活在城市，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保安、快递员、送餐的、洗车的……他们像幽灵一样漂浮在城市上空，但不是城市人。”
梁鸿的表姐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河南打工。坐在公交车上时，他看世界是木讷的，别人看他也是木讷的。但他在家里是一个极其温柔的人，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还种了梨树、桃树。”梁鸿说，“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进城，非但没有成为市民，反而更加‘农民化’，你看不到他们的精神表达。”
需要一个同样美丽强大的乡村
梁鸿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出梁庄记》只是她记录自己故乡和亲人的文学作品，所以充满了情感的表达。
“当我看到梁庄的乡亲时，我的心也充一种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蕴含的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也来自于它正逐渐成为我们国家最正常的景观的一部分。”梁鸿说。
从《江城》、《寻路中国》，到《打工女孩》，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得到关注。这几部作品都是外国作者撰写，《打工女孩》作者断言：“中国虽然像是一个工业国家了，但是在精神文化上，中国依然是一个农民社会。”
农民社会，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比如梁庄人去内蒙古打工，靠的是“扯秧子”的方式。所谓“扯秧子”，就是一个人先到了一个城市，然后带出一个个亲戚朋友，他们干的活、住的地方、血缘地缘，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互相抱团、同仇敌忾，在梁庄之外复制出一个新的梁庄，按照梁庄而非城市的逻辑生存。
“现在城市化似乎是一个主流趋势，但想把乡村全部变成一个模样的城市，是不可能的任务。即便完成了，也是一个粗糙的样态。我认为，城市与乡村都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需要一个同样美丽强大的乡村。”梁鸿说。
其实，美丽强大的乡村是可以存在的。梁鸿曾见过一群梁庄妇女，她们在下班后会聚在一起唱歌。“农民绝不是麻木、沉默的，他们内在精神空间的丰富性，一点不亚于城里人，他们只是需要表达的机会。”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