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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锦强在北京上了9年学，却连一个北京孩子都不认识。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他4次转学，始终无法有张安稳的课桌。
这个90后的农民工子弟，几乎可以详细描述出每次转学的细节。印象最深的，是该读初一那年，因北京市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他就读的那所学校一度被关闭了——当时，有将近1000名学生在这所学校读小学和初中。
到了原本应该开学的那天，许多孩子固执地背着书包去了学校。骆锦强也坐在熟悉的课桌前，不肯离去，看着老师们在教室里进进出出，“和政府人员交涉”。
“有人劝我们回家去。校门上还贴着学校要关闭的公告。”骆锦强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曾经贴了封条的校门。10年前的那一幕，如今他仍然记忆犹新。
胳膊拧不过大腿，学校还是关了。骆锦强被分流到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初一，离家远，环境也让他不喜欢。那一整年，他都没怎么听课，直到初二，原来的学校挂着一个“足球学校”的名义重开了。回到那个比较熟悉的校园里，一半儿左右的同学他都认识，这一回的转学，他挺高兴的。
如今二十出头的骆锦强，走在曾经的校园里，轻车熟路地找到了自己读每个年级时的教室。他读初三的教室正对着校门，还不到15平方米，是全校最小的一间屋子，只能勉强放得下黑板和四五套桌椅。
骆锦强还记得，初三时，很多同学离开了校园，辍学去工作，全年级只有5个学生。
他自己也在假期打过工，在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这个90后大男孩，最喜欢给一大家子一起来吃火锅的客人上菜，然后看着他们吃。记忆里，骆锦强全家人“从来没有像这些人一样这么安心踏实地一起吃过饭”。看着客人红红火火地吃着火锅，当时的他，莫名地“觉得特别幸福”。
初来北京，是在2000年的夏天。那时，骆锦强还不到10岁，打那以后，骆锦强再也没回老家过过春节。
刚到北京，他插班到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读三年级。因为怕生，他说话时眼睛都不和人对视，常常把头扭向墙壁。直到现在，他仍常常不敢主动给别人打电话，怕“打扰别人”。期末考试时，从没接触过英语的他，甚至交了白卷。
刚读了不到一个月，骆锦强还没对新环境熟悉起来，整所学校就被夷为平地了。当时，他才刚刚和自己的新同桌交上朋友。
骆锦强的父亲，正是拆掉学校的农民工之一。据这位老实巴交的安徽汉子回忆，拆掉儿子的学校，仅用了1周时间。
为了尽量保持砖块的完整，施工队没有用推土机，农民工们凭着人力，拆掉了这所并不算大的学校。当时，老骆抡着大锤，一锤一锤，把学校里那些简易房的墙壁砸倒，露出里面的钢筋。
6月天气闷热，老骆只想着尽快完工，至于自己正在拆的是儿子的学校这件事，他“没考虑那么多”。骆锦强的母亲则会从废墟里挑拣还比较完整的砖块，刮掉泥灰，码放在一起，以几分一块的价钱卖掉。
当时10岁的骆锦强，在满是砖头和钢筋的废墟上独自玩耍，他的学校没了。这片地方，后来被“开发商盖起了楼房”，具体是做什么用途的，老骆也“记不清了”。
他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石景山的一个城乡结合部。新学校仍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从家到学校，一路碎砖头，一不小心就会把脚卡住，各式各样的摊位几乎挤到了街道中间，一个卖熟食的摊位就在垃圾堆旁。穿过街道，能看到立交桥对面的高层住宅区，洋气，现代。
在骆锦强眼里，那些高楼离自己很远，那个“大杂院”是整个北京唯一让他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地方。他在那里一直住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他的生活圈儿挺窄的，就读的都是打工子弟学校，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当然不会来这里上学”。假期在家，一起玩的伙伴也没有北京孩子。有时候在街上或许能看见，但那些孩子都“坐在车里”，在他眼前“一晃就过去了”。
一直到2012年，他考了电大，才总算认识了一个北京孩子。有趣的是，那个“不怎么出门”的本地人，对北京好多地方，竟然还没有骆锦强熟悉。
如今，骆锦强坐过北京每一条线路的地铁，去过市内外几乎所有的知名景点，空闲时间，还会去郊区“爬野山”。
最近的几个月，他最常坐的是地铁5号线，几乎每天，他都要背着自己印的宣传海报和传单，穿半个城，到街头宣传。
他打算拍一部公益纪录片，讲述流动儿童自己的故事。为了这个，他到处作宣传，拉赞助。有一次，他刚把易拉宝支起来不到两分钟，10来个城管，就“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了”，把他围在中间。
骆锦强蹲下身，收拾刚摆放在地面上的光盘盒和宣传册。“马上就走。”他嘴上说着，动作却慢吞吞的，趁机又发了几张宣传单给围观的人。泛黄的硬板纸上，“心声”两个字格外显眼。
用他最亲密的一位朋友的话说，为梦想奋斗的小强“最强大”。
“谁说90后不关注社会，谁说流动儿童不能自己当导演。”骆锦强说。正是漂泊11年的经历，让他有了“导演”梦。
这个年轻人想要让更多人了解流动儿童的生活、教育现状——动不动就转学、没有学籍、没有好的教育资源——这些都是骆锦强亲身经历过的。
他觉得，“总还是要上学，才有出路。”初中时，他曾有个同学假期去打工，不打算再回来上课，他就找到那位同学打工的地方，苦口婆心地把人给劝了回来。
初中的最后两年，在他记忆里挺美好。可等他读完初中，还想继续上学时，又突然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成绩不错、担任着班长的骆锦强一下子懵了。
“我没有学籍，没法读高中，除非是回老家，从初一重新开始读。”至今，说起当时的情况，骆锦强语气中仍有压抑不住的苦涩和无奈。
那时候，对于孩子的将来，“父母不懂，我小时候也不懂”，等懂了的时候，已经有点儿晚了。
骆锦强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坐很远的车，去一间大型KTV做保洁，白天还要照顾骆锦强生病卧床的外婆。父亲老骆白天在外面打工，晚上很晚才回家。如果骆锦强回老家重读初中，就意味着等他读到大学毕业，就将26岁了。考虑到并不宽裕的家境，这不是个好的选择。
也有人选择去老家的县城找工作。但骆锦强觉得，那对他来说，反而是又到了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现在的他，或许，北京才算是熟悉的环境。
他选择了去一个打工子弟爱心会参加培训，因为“周期短”，“收费少”，学的是平面设计。可在骆锦强眼里，这其实也“没什么用”，随便打开一个单位的招聘页面，“都写着要研究生，要本科生”。
他还是想读高中，上大学。打小到大，这个在母亲眼里一直很“聪明”的孩子，总考年级第一名，常往家里拿奖状。他数学还特别好，三年级的时候，甚至代表学校，参加了老家县里的数学比赛。
不过，比赛完第二天，父母告诉他，一家人都要去北京了。那次比赛的成绩究竟如何，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也想回安徽老家，过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虽然，他根本就“不会种地”了。可他也明白，老家不会接受一个年轻人回去“在村里待着”。按老家人的观念，一个大小伙子，就该去外头闯，该去“挣钱”。
“回不去了。”骆锦强用了4个字总结。
有时候，不识字的父母也会懊悔。“当初要是不把他带来北京就好了，没准儿他能上大学。”母亲翻看着他小时候的照片说。
提到正在为公益事业打拼的骆锦强，父母其实并不太明白儿子每天都在忙活什么，母亲只能反复告诉他，“别做坏事”，父亲则认为，孩子“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
骆锦强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拍一部描述流动儿童生活的纪录片。如今，他的项目获得北京市温暖基金会支持，离实现梦想已经越来越近了。
他还记得，自己刚在北京找到一家NGO工作时，曾兴奋地在街上跑，大喊着“我找到工作啦”，3年过去，那股子兴奋劲儿已经没了。如今，他辞了职，一门心思筹款、学拍摄技术，准备给流动儿童“代言”。
大多数在北京的流动儿童，最后的出路，不是早早辍学去打工，就是读个不要北京户口的职高混个文凭。用骆锦强的初中校长的话来说，“每年只有1%的孩子，选择回老家读高中。”还有一些，就此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骆锦强说到自己的一个同学，没钱了就去工地打几天工，拿到钱，就去网吧把钱花光。
“我们已经这样了，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还过这样的生活。”说这话时，他的口音里夹着北京味儿、安徽味儿，还有受朋友影响学来的港台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