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别具风格的“民国蛇”

    1893年，岁次癸巳，蛇年。生逢癸巳蛇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生的事业，主要在民国年间完成。说严重一些，意味着一个叫做“民国”的新东西，从此搞定了那些人生命的意义。民国了，“九三人”恰好要行他们的“成年礼”；而随后的30余年，则是他们做事的黄金时代，许多今人鉴定为“腕级”的人物，将要成就他们的“民国范”。

    “九三人”不妨呼作“民国蛇”。“民国蛇”顾颉刚，忆及其“古史辨”学问之成立，总会感激民国新思潮的滋养。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正是在民国的新空气里，一代新“蛇”茁壮成长。

    鼓吹思想革命的《新青年》在北大，胡适和傅孟真在北大，更为要紧的，蔡元培在执掌北大。彼时之北大，确乎新人新思潮之薮泽，单是已然长成的“民国蛇”，即可排成一条“蛇阵”。顾颉刚之外，还有范文澜，二人正就学于北大，尚属学生辈。而另外两条“民国蛇”，梁漱溟和张申府，却是非常了得，已被蔡校长破格录用为先生。那个操着湖南土语的高个青年，也是一条“民国蛇”，风云际会间，仿佛是有心赶来北大，凑了一分大热闹。

    “民国蛇”洪业不属北大系统，他别有归属，走了一条别具风格的路。这个福建青年，本出身儒宦之家，却误打误撞，进入美国传教士主办的书院，一学就是5年。5年间，智识和信仰天翻地覆，昔日自信儒家文明远比基督教文明高明，可是，入学不及两年，洪业即受洗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待到毕业，因学业优异，洪业获美国人资助，赴美留学。1923年，30岁的洪业受聘于新近成立的燕京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并集系主任和燕大教务长于一身。此后迄于1946年，除了短期讲学哈佛，一直服务于燕京大学。在本不宁静的民国，洪业做学问，也做事，20余年间，演绎了他的“民国范”。

    洪业一生，自是以学为主，其学问之成色，早有定评。洪业归国而专力于学问之时，正值顾颉刚开始大疑其古，构筑他“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顾、洪二人，以现代眼光“整理国故”，他们的成就，余英时评论说，“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代表了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代”。

    洪业身上，中学和西学，交融而不偏废；儒生和基督徒，亦能并育而不相害。所以，洪业的“民国范”，自有一种别样的味道。陈毓贤撰《洪业传》，以平实而又舒缓的笔致，将这条“民国蛇”的一生娓娓道来，正为一种“民国范”立此存照。都是大历史下的小故事，每一个小故事，几乎都具有“民国范”的“典范”意义。一路读下来，仿佛读《世说新语》，一个又一个“段子”纷至沓来，煞是好看。

    比如，1930年，洪业在美短期讲学后返国，移民局要求洪业一家填写一份表格。“你是共产主义信徒吗？”、“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很小的小女儿的表格上，洪业在这两个问题下都填上“是”。移民官质问，洪业答曰：她是共产主义信徒，因为她不承认财产权；她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她不承认任何政府的权力。又如，1941年圣诞节后3天，日本宪兵抓走洪业，将他和其他几位燕大教授关进地牢。一日，日本军官提审洪业，勒令他“向太君鞠躬”。50岁的老教授，要向20多岁的日本大兵行礼，洪业感觉是个耻辱，便说：“我对武力鞠躬。”

    日本人投降的最后几个月，恐慌在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中间蔓延开来，他们急忙找寻门路，给以后可以为他们说话撑腰的人大送厚礼。洪业属于燕大“能讲话的人”，但大家知道他不会受礼，而另一位老教授邓之诚，传说接受了一份厚礼。洪业决定去看望老朋友。到了邓家，邓之诚正吃早饭，一大块高粱米做的窝窝头，一碟咸菜，一碟炒花生，再无他物。洪业问，有人送钱给我，送了邓先生没有？邓答：送来了。洪问，您留下没有？邓答：如果留下，还吃这东西吗？洪问，您不留怎么措辞？邓答：你措辞起来也许为难，我措辞很容易。我问他送了洪先生没有，他说有。洪先生留下没有？他说没有。我就说那我也不留。

    这样的“段子”，这样的“民国范”，或许用《世说新语》的笔墨，更能传神写照。不妨随手改写《洪业传》里的一个“段子”。初，陆志韦代理燕京校政，尝叹曰：“予不欲为蒋党教育部长，他日共党事成，予欲为部长也。”逮江山易色，虽未能如愿，陆氏主掌燕京如旧。越明年，战火起，大字报遍于燕园，与美人有渊源者，咸受攻讦，陆氏岂能免耶？攻讦日亟，锐气尽失，乃自辱曰：“入美帝彀中，为害诸生，非我而谁？如深究心思，焉知非窃望美人入我东土，阴为内应乎？”时洪业居美，闻之大悲，曰：“士之畏于强权，谎言以存，犹好女之遭强暴也。”自此不复返父母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