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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如何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一直是国家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对有过违法犯罪前科的青少年，如何通过有效的教育帮教，使其重新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更是难上加难。令人欣慰的是，在沈阳，在全国知名度并不很高的一家普通民营企业，对这一问题的破解，近20年来在步履艰难中不断传出惊喜。我们试图通过报道透视其中的“奥秘”，期盼有更多塔湾车行这样的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为破解这一难题贡献心血和智慧，更期盼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承担重要职能的共青团和青年组织，能通过与塔湾车行这样的社会组织的有效互动，扶持更多的“塔湾车行”涌现，并借助他们更好地完成自身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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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一度“恨透了”这个社会。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没钱，一个“交通肇事罪”哪至于让他这个80后打工青年受刑一年半？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蹲大牢，父母双亲哪至于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相继忧患辞世？
这个来自辽宁铁岭的农村娃一度确信，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天，就是自己报复社会的开始，“我连自己父母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啊！我还图什么？”然而，当这一天真的来临之时，他却愣住了。
监狱门前停着奔驰、宝马等十几辆“豪车”，一群身上带着纹身的男青年从车内走出。阳光下，他们张开双臂，冲白云飞露出灿烂的笑容。
十几辆奔驰、宝马车相迎，里外三新的服饰，摄影摄像全程跟踪拍摄，另附一张每月至少能有1000余元基本工资进账的银行卡——这不是哪个帅小伙儿在女友家门前摆开的迎亲阵势，而是沈阳塔湾车行老板张立祥在监狱门口接走刑满释放人员的“常规动作”——迎上奔驰、宝马车的，是刑释解教出狱后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的“三无”人员。
20年来，这套“常规动作”被重复了300余次。车行经营状况好时，最多能有20多辆豪车接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即使经营状况欠佳，至少也能有五六辆车来接人。每次接人回“家”，老板张立祥必定亲自到场。
300余名刑释解教人员抛开如影随形的“前科”阴霾，在塔湾找到一个阳光明媚的未来，这其中不乏“进宫”七八次的惯犯、累犯，还有一批获刑后无处可去的少年犯。
据沈阳市于洪区司法局局长王宇介绍，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工作一直不好做，“给谁谁都不愿意要”。而像塔湾车行这样民间自发收留刑释解教人员的机构又很难得到“正名”，有些时候甚至被人误读为“收留不三不四人员的黑社会”。
王宇正在尝试“创新”，能否将类似塔湾车行这样的民间安置基地纳入政府统一管理，“给些政策，可以购买服务，由主管单位统一监管”。但这一过程，即使在大力倡导社会管理创新、提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当下，仍显得进展缓慢。
没人要的少年犯
塔湾车行正在做的事儿，是让社区、街道、司法部门、法院、共青团、关工委、妇联都感到棘手的事情，这里可以接收没人要的少年犯，并“授之以渔”，教会他们求生的本领——买卖二手车。
“少年犯一般犯的都是小事儿，小偷小摸、打架滋事，一旦判刑，基本没啥出路了。”于洪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金京玉10年前就注意到塔湾车行，她促成法院与车行签订“失足少年安置协议”，将获判缓刑后没人要的少年犯送来车行“上学”，“找了多少家关系好的企业都被拒绝了，只有塔湾车行答应下来”。
拒绝一名少年犯，100家单位、100所学校可以给出一百个不同的理由，唯独塔湾车行，从不拒绝。因为同样有过“浪子”经历的老板张立祥自己就亲身感受过这种被拒绝的滋味儿。
那个由金京玉送来的、名叫刘强（化名）的孩子，没少让他操心，“我把认识的所有领导、局长都找了个遍，听说要给一个少年犯找学校上学，个个头疼”。孩子上学的事儿，历经半年多时间，终究还是没能办下来。
刘强到车行那年15岁，他的遭遇曾令好几名采访过车行的记者当场潸然泪下——母亲病重，父亲办了14张信用卡透支20万元为其治病，最后差5万元没能还上，以“诈骗罪”被判入狱5年，此后母亲很快去世、奶奶改嫁、同父异母的姐姐外出打工不理他，孩子长期在外“混饭吃”。
刘强也曾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中等偏上，被跆拳道教练认定是棵“好苗子”。
教练赵杰至今仍记得这个“好孩子”。那天训练，刘强异常卖力，一连赢了3个孩子，仍不肯罢手，直到被赵杰叫停。
一再追问下，刘强红着脸向教练开口，“能不能把学费退回给我？我以后不来了”。那时，小刘强的父亲已被捕一个多月，母亲每天的药费开支要六七百元。孩子放弃最喜爱的跆拳道，换来的1800元，只够母亲两三天的药费开销。
母亲去世后，一群小伙伴同情刘强的遭遇，纷纷让他到自己家住。和一群不爱上学的孩子混在一起，受到“恩惠”，刘强唯一“还人情”的方式就是帮人打架。最惨的一次，两只胳膊被打得双双骨裂。 那次打架以后，奶奶也不要他了。刘强成了“准流浪儿”，居无定所。
冬初的一天傍晚，沈阳人都穿上秋衣秋裤、羊毛衫了，小刘强还只是一件半袖衬衣。实在扛不住，他上奶奶家取衣服，奶奶却死活不开门。
整整一宿，刘强坐在楼道里等，抱着肩、冻得直哆嗦，肚子饿得咕咕叫。午夜后，楼道里静得让人愈发感觉阴冷，天上的星星扑闪着晃了两眼这个冻僵了的孩子，“这一夜，比一年还长”。
第二天一早，总算听见开门的声音。刘强高兴极了，这一夜，没白等！可谁知道，奶奶从门缝里甩出一句话：“你的破衣服早就叫我扔了。”连看都没看一眼孙子，老太太又“砰”地一声迅速关上了防盗门。
刘强又给外出打工的姐姐打电话，可姐姐一听是他，一句话没说立马关机。此后再拨打这个电话只能听到一句重复的录音：“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一个月后，这个没人要的孩子因抢劫罪被捕。他抢了别人16块钱，花15元吃了一顿麻辣烫、喝了两瓶矿泉水。
案子到了金京玉手里，她把刘强送到了塔湾车行。在这里，他和其他少年犯一起，受到张立祥、张立艳兄妹的照料，住在统一的宿舍，有衣服穿、有饭吃，每月还有工资拿。
那天，张立艳给刘强的奶奶、姑姑打电话报平安，被一顿臭骂：“怎么回事？要钱？没有！他的事别找我。”这一次，张立艳让刘强自己给姑姑打电话，“出口气！”电话一接通，刘强就告诉对方自己在车行工作，会倒腾车、能挣钱了。
“怎么着？一个月能挣多少？”电话那头，姑姑一改以往立马臭骂的状态，询问起刘强的情况来。
电话这头，张立艳伸长耳朵，贴着小刘强的脸，一边听话音，一边向孩子比划出一个3的手势，“3000来块钱吧”。姑姑一听来了劲，“挣那么多钱，怎么不想着给老姑花点儿？”
没过几分钟，刘强竟破天荒接到母亲去世以来奶奶主动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要钱：“孙子，听说你挣不少钱了，怎么不来看看奶奶？给奶奶送些钱花花？”
“大哥”和“大姑”
62岁的张立艳负责所有回归人员在塔湾车行的饮食起居，也包括那些需要格外关照、教导的少年犯，“孩子们的工资我负责看着，等他们‘毕业’，一并还他们”。在这里，结婚成家就是“毕业”。
5月3日，现年20岁的少年犯张光远毕业；5月21日，父母双亡的小青年白云飞即将毕业；6月12日，在塔湾待了近10年的“神偷”徐庶才也要毕业了……张立艳的屋子里，平行叠放着4台39英寸的电视机，“今年4个人结婚，俺家老大给他们一人送一台”。
张立艳管58岁的弟弟张立祥叫“老大”，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而在塔湾，从没人管老板张立祥叫张总，一般的称呼都是“大哥”或者“老大”。
“大哥，要结婚了，还差3万块钱。”父母双亡的80后白云飞来找“大哥”借钱，“大哥”两秒钟迅速做出反应，“给两万，跟张光远一个标准！”结婚的车队自然不用说，所有人都是统一标准，奔驰、宝马车队。
回归人员不论生老病死，张立祥向来都是一管到底。说是“借”两万元，到底还不还，什么时候还，他根本不去想，“不还也就算了，都是自家兄弟”。
一个兄弟得了阑尾炎，大哥二话没说，付了两万多元手术费；孩子们“倒车”没本钱，大哥给钱买车，挣了算他们的，赔了算自己的；小刘强要上学、要去监狱看父亲，大哥四处打点，拎着大包小包给他父亲捎去生活用品。
而那个穿着东北大花外衣，举着苍蝇拍、追着一帮臭小子满院子跑的，是令孩子们又爱又怕的“大姑”张立艳。车行春节联欢会上，几个孩子齐刷刷向她敬礼，喊了一句“大姑，我们永远爱你”之后，又互相说了两句悄悄话，一起走到张立艳跟前鞠了一个大躬，“妈——妈——好！”
到塔湾来过的回归人员，张立艳每一个都接触过，最难带的还是这帮曾经的“少年犯”。
“年纪小，不懂事，可不得看紧些，不然出去再轧了坏道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必须住在宿舍，早8点前起床，夜里10点前睡觉。
有一阵子，院子里一下子来了四五个少年犯，到了晚上，几个孩子一道想辙往外溜。看见大姑屋里灯灭了，偷偷从窗户爬出去，到外头K歌、喝酒。
第二天，张立艳火急火燎地拿着苍蝇拍直奔宿舍。还没等大姑开口，哥儿几个就先求饶了：“姑，别打别打，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主动交代，我们写检讨。”打那以后，张立艳就算睡下了，也把电视机开着，让孩子们认为自己醒着，不敢溜出去玩；睡到半夜，她还要起床偷偷摸进宿舍，把每一张床挨个扒拉一遍，“这是刘强，这是张光远，李智，赵博……”
后来，为了让孩子们收心，张立艳出了“绝招”——早上早早地带他们去早市逛逛，买些吃的、用的，新衣服啥的；晚上就陪他们打牌“斗地主”，故意输些钱给他们，多则八九十，少则二三十。
一次张立祥进屋，看见大姐的“造型”笑弯了腰。张立艳的脸上，被孩子们横七竖八贴满了欠费纸条，露出一张笑得合不拢的大嘴，“可把我给输惨了”。
和孩子们在一起，张立艳笑过，也哭过。
“什么单位，管那么严！出去溜达溜达都不行，真变态！”张光远的女朋友曾指着张立艳的鼻子大骂，原因是大姑一周只给张光远一天“假”，下班后离开，第二天早上8点必须回来。那天过节，大姑也只允许他俩在车行附近溜达，不让走远。
被“孩子”的女朋友骂了，张立艳当时眼泪就唰唰地往下掉，心想再也不管这帮孩子了，但嘴上还是坚持不放张光远走，“马上就‘毕业’了，不能再让他们出去轧坏道了”。吵归吵，张光远与女友结婚那天，大姑还是不计前嫌地出现在现场祝福新人，“总归是自己家里人，跟自个儿孩子一样，不跟他们计较”。
“把人当人”——“贼窝”里头不丢钱
一个小小的塔湾车行，做出了不俗的“业绩”。这种业绩，不仅仅是每年1.5亿元的营业额、600万元的税收贡献，而是回归人员“零再犯”纪录。
降低回归人员再犯罪的比例，一直是司法部门工作的难点。“10个人能有5个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于洪区司法局劳改劳教社会工作科科长许伟介绍，于洪区辖区内农村较多，有土地的回归人员落实工作不难，因此，回归人员就业率并不算低，但也只有一半人员能通过社区、街道落实工作，剩余的人只能“自谋生路”。
而那些“自谋生路”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因为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找不到正经工作而再次犯罪。
张立祥兄妹和塔湾车行的出现，是一个福音。
据不完全统计，塔湾车行先后接纳过300余名回归人员入职作为正式员工，如果算上在车行租赁“档口”的小老板们雇佣的回归人员，这里5000余名工作人员中约有2000人为回归人员。
“咱这‘贼窝’里头不丢钱。”张立祥打开没有上锁的抽屉，一串钥匙就扔在里面，其中还包括办公室保险柜的钥匙，“用的都是最老式的锁，根本不用锁，锁了也没用。这里高手小偷有的是”。
打开保险柜，里面放着一沓沓红色的百元大钞。张立祥办公室的门长期开着，每天至少有十几拨人到这儿找“大哥”，他不在时，大家就自助喝水沏茶、吃些水果。但20年来，“神偷”云集的塔湾车行从来没有丢过钱或者其他物品。
不仅如此，“神偷”们还在汶川地震、雅安地震时数次向灾区捐款，累计捐款超过14万元。有人一时拿不出钱来，就让“大哥”先预付工资垫上。
这天天气炎热，灼热的阳光下，一个身着保安服装、皮肤黝黑的车辆管理员在塔湾车行里转悠，肩上别着一部对讲机，精神抖擞，酷极了。他热情地招呼熟人，与人探讨二手车评估细节，有板有眼。
伸出左手，他少了一根小手指；撩起头发，他的左侧额角有一道道疤痕；搂起上衣，一道粗粗的大疤拦腰横于腹部。
他叫李文杰，曾是一名“惯偷”，8次“进宫”，累计在监狱住了13年又6个月，3次剖腹自残以躲避警察的追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旁人、甚至在亲人看来都无药可救的人，到了塔湾车行却如获新生。
“在这里不受歧视，大学生、下岗职工跟我一起工作，没人瞧不起我。说话、吃饭、做事、工资待遇，人人平等。”如今的李文杰，每月到手的保底工资1100元，张立祥给所有人都另外上了“五险”，还补足了蹲大狱时的欠费。
李文杰每月能倒一台车，还能“对缝”做二手车中介赚一些，一天三顿白吃白喝，一年四季公司都发新衣服，每月净赚四五千元。
自从来到车行，李文杰再也没有偷过，现在存了钱，打算找个伴儿安定下来。当年，前妻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来到监狱与他签订离婚协议，那是他人生中最糟的一段日子。20多年过去了，现在是他“最好的状况”，但他却再也没机会见到孩子，“长什么样儿都不记得了，联系方式也早都没了”。
过去“顺”惯了“不义之财”的李文杰，现在却在圈内以诚信经营闻名，“绝不以次充好，绝不制假售假，什么品质卖什么价钱”。
李文杰的改变，在塔湾车行是个“典型”，而于洪区司法局局长王宇就爱给这些人一个“名分”，塔湾车行本身也被他树为“典型”——这里是辽宁省、市、区三级司法部门认定的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基地。
“人就是这样，你说他是好人，他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你越说他行径恶劣，他越破罐子破摔。”王宇说，“贼窝”里之所以不丢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贼”在这里没被当贼看。
张立祥曾在2005年那会儿搞过“一刀切”。那时，公司里的大学生、下岗工人瞧不起回归人员，矛盾冲突不断，为了缓解矛盾，他干脆辞退了个别偏见较深的大学生和下岗工人，“他们没了工作还能再找，回归人员可不容易再找工作”。
缺少政策支持，收留回归人员举步维艰
这种对刑释解教回归人员的偏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得塔湾车行的公益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服刑在教人员及其家属的心，辽宁省很多监狱都在向即将释放的“三无”犯人介绍塔湾车行的这份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恰恰利用这一点攻击车行，使得车行各方面发展受限。
“没有名分、没有政策，谁都可以欺负塔湾车行。”这一点，张立祥感触最深，为了车行受歧视那点事儿，这个身高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曾开着车偷偷跑到郊外哭过，也曾被气得眼冒金星，最后不得不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到政府办事儿，这个“长”、那个“局”的爱答不理，带着礼品想进去见个面都难；向政府反映一下企业诉求，张立祥说10句也抵不过别的老板说一句。税没少上、钱没少挣、事儿没少干的他，对这一点不服，“人家有的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说话，就是比俺们有分量”。
就在几天前，一名原全国政协委员来塔湾车行卖车，卖车不成便以“调查黑社会”为由“埋汰”车行，“这里尽收些不三不四的劳改犯，不是黑社会是什么？”监控录像镜头中，对方开着私家车，拉着警灯，越过停车场路障往里直冲。
就连来处理事故的交警、民警，也叫这个政协委员给“唬”住了，“他拿起电话直接给几个领导打电话”。
张立祥不是第一次见识个别代表、委员们的厉害了。几年前，塔湾车行的竞争对手、沈阳另一家车行的老板兄弟俩，在辽宁省两会上分别以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写提案、议案，状告塔湾车行“涉黑”，连续两年。
那两年，张立祥被调查得够呛，有时气得直哆嗦，自己明明做好事收留回归人员，却因员工成分问题摊上“涉黑”这种大事儿。如今，得到司法系统正名的塔湾车行，仍然保持着当年被调查时的“谨小慎微”——每周开会进行“普法”教育，并全程录像做会议记录；为每一个回归人员建立专门的工作档案；在车行交易集中地装上摄像头，以防产生纠纷时“说不清”。
曾有人建议他花些钱打点关系，也弄个代表、委员当当，他却不乐意，“有钱不如花在更多回归人员身上”。
最近，张立祥打算成立一个辽宁省民营企业回归人员安置协会，为更多像塔湾车行一样尴尬的、民间“草根”安置基地正名。他的“朋友们”，有位于抚顺的一个钢厂和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还有位于新民的一个养鸡场和一个水泥搅拌站。
“如果能成立协会，我有办法让更多朋友加入收留回归人员的行列。”然而，即使在民政部门明确放开民间组织注册登记管理的今天，张立祥想要成立这么一个协会，历时半年多，依然“办不下来”。
他甚至为此专门跑到北京“找关系”，结果无功而返，“愿意为回归人员做点事儿的人太少了，不歧视他们就算不错了。谁都爱干锦上添花的事儿，愿意雪中送炭的人太少了”。
说起政府出钱向民间安置基地购买回归人员安置服务，张立祥笑着摇摇头，他不懂啥是“社会管理创新”，也头一回听说什么“政府购买服务”，他只有个简单的愿望，“希望有个成文的制度规定，明确民间安置基地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他最担心的是，有一天，车行哪个回归人员一时脑热跟人掐架，“屎盆子”被一下扣到车行头上。
这种事儿过去不是没有过，竞争对手曾故意派人来塔湾车行挑衅滋事，几名回归人员险些上当“出手”，幸好被张立祥兄妹及时阻止了，“一次、两次我见到了能阻止，但保不齐哪天我刚好不在，出事儿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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