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杨振宁,58岁的莫言,一个大学教授之子,一个农民之子,两人本来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因为都获得诺贝尔奖在北京大学相遇了。5月15日,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所在”系列讲座之一,杨振宁和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音乐——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中,开始了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科学与文学的差异显而易见。莫言说:“科学家关注物和物质原理,文学家关注人和人的情感。鲁迅先生说过,文学家笔下一束美丽的鲜花,在植物学家眼里就成了植物的生殖器。”杨振宁说:“科学是发现,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有了电和磁;而文学是发明,有个门类就是科幻小说。”不过,杨振宁在现场也幻想了一回:“如果把爱迪生请到21世纪,他会觉得什么最稀奇?”莫言低头略想,抬头答道:“手机!”杨振宁也拍手道:“我同意。口袋里一掏就能和美国的朋友对话,这比《封神榜》还神奇!”
杨振宁觉得文学比科学复杂,诺贝尔奖颁了100多年,科学类奖项几乎没有争议,而文学奖往往众说纷纭。听到这,莫言立刻表示自己对科学的“崇拜”:“科学无法改变,1加1就等于2,可是对文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大家都说我低调,假如我得诺贝尔物理奖,你看我还低调不。假如有来生,我一定学物理。”
杨振宁回忆起一段往事:在斯德哥尔摩的宴会厅,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牌时,国王身边站着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给莫言颁奖的瑞典国王。
50年多的时间跨度,也正与中国历史的转折有着时间上的契合。“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我和我父亲那一辈人灵魂深处的痛楚。中国没有发展起近代科学,诺贝尔奖成为大家的心结,这很自然。”杨振宁说,“你跟我走了不同的路,一个科学一个文学,但都走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50多年前,中国人走上这个领奖台时的心情,和美国人、英国人是不一样的。莫言先生,你在领奖时是什么心情?”
莫言答道:“没得奖之前,每年九十月份就会接到很多电话,问我今年情况如何;一旦真得奖了,争论铺天盖地,我成为被众人研究的对象。领奖的时候感觉自己不是在领奖,不是被观察者,而是在观察。我看国王、王后,看他两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也看我的太太和女儿。”
不仅是领奖心情不同,杨振宁发现,中国人在做科学研究时有一定偏好,他将其概括为“民族性”。“中国人务实,德国人喜欢走极端。我并不是说谁好谁坏,只是发现这种显著的差异——一个民族的物理学家,因为文化传统有不自觉的倾向。”莫言回应道:“文学创作中也有这样的现象,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文以载道。民族性可以理解为国民性,作家是国民的一分子,肯定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场对话的台下听众多为北大学生,有学生问莫言:“自从您得了诺贝尔奖,游客在参观您旧居时,总想抠块墙皮、拔点萝卜,沾沾‘仙气’,您怎么看?”莫言笑答:“中国有‘造神’现象,好像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有人来我家挖萝卜挺好,因为萝卜本来就是让人吃的。不过,千万不要把我想像成什么了不起的人。”
杨振宁对中国的大学生很有信心:“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差别很大。一是中国的中学教育对学生的训练很多,知识基础扎实;二是中国学生更成熟,清楚自己的前途,也肯努力。我在国内10多年,看到数不清的有能力、有决心的年轻人。加上最近几10年中国发展迅速,有了这样的经济支持,我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前途非常乐观,‘中国梦’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