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悲情李鸿章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1894，悲情李鸿章》，是我为纪念李鸿章诞辰190周年(1823～2013年)和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1894～2014年)而写的一本书。

    写李鸿章的冲动由来已久。很久以来，我都陷入对于这个白胡子老头儿的迷恋中——论长相，他并不漂亮；论文章，他一生留下的诗文极少。前几年出版他的全集，仅2800万字，大部分是奏折、函稿；论名声，他在历史中留下的名声并不太好，可以说身败名裂。尤其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提到李鸿章就咬牙切齿，因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李鸿章签署的。至于他发起的洋务运动，因为拒绝了政治改革，同样成为讥讽和批判的对象。

    但只要在史料中稍加沉潜，教科书的局限性就轻而易举地显露出来了。教科书是结论之书，只提供结论，不负责论证。而对于一个历史的窥视者来说，结论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因为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每个人都会根据事实本身作出自己的判断，因而最重要的是事实——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处这样的大变局，李鸿章出现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关键的节点上，试图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这份担当，也是“三千年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打破传统价值观、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驱。与中国人自己的唾骂相比，美国前总统克利夫兰对他的评价绝对“另类”：“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30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为后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是他领导的洋务运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实际上，兴办工厂、创建海军、培养人才，在当时已经算是离经叛道了。当洋人决计在大清的国土上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认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而李鸿章，则迅速抛弃了传统的风水观，支持在大沽口至天津之间开通了第一条电报电缆线。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写道：“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对于这个暮气十足的帝国来说，丝毫的改变都如蚍蜉撼树，何况李鸿章如此大踏步地学习西方运动？大清国不是小日本，在当时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盘西化”，是根本不现实的，只能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再宏伟的改革蓝图，都会半途夭折。这一点，已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不能以“马后炮”的英明来要求彼时彼刻的李鸿章。何况，器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无一不是观念的载体。正是由于他倡导的物质革命，导致了科举的终结、新式教育的兴起。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挫折，也是李鸿章个人遭逢的最大挫折。它是国家的失败，也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与光绪皇帝领导的戊戌变法，因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李鸿章的下台，而没有得到衔接，大清的改革运动断裂为两截。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了恶性循环。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时候，他故意把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成为一个“肃”字，这足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本书将李鸿章的一生浓缩在这风云激荡的一年里，是希望它的大开大合、冰炭相激，能够催生一个好的文本，也让人们对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多一层了解。本书无意为李鸿章“翻案”。而只是为我们观察历史人物提供一个更加妥当的视角。历史学家刘梦溪常说，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要有宽容之心，抱以“理解之同情”。理解了李鸿章，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那段历史。

    不知从何时起，国人习惯于以后史来否定前史，似乎唯有如此，方能证明历史的进步。但这样一来，就使前人的努力变得没有意义，而后人的成绩也成了“横空出世”。有如那则吃饼的寓言，有人吃第七张饼时，饱了，便说早知如此就不吃前面六张了。李鸿章是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第一张饼”。没有他，我们或许今天还饿着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