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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广州还有些湿冷。我跟一群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登上了白云机场的飞机。刚刚坐下，一位年轻的红衣女士拉着行李箱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她对着电话说，马上就下飞机。
我心里突然惊慌起来。高中生、飞机、旅行、年轻的女士、不祥的预感，所有的一切，仿佛把我拉进了《死神来了》开始的场景：高中生艾利克斯与同学登机前往巴黎，起飞前，他突然预感飞机将会在空中爆炸——结果被他不幸言中。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2009年，我正在武汉读大四。看了开头，我没有继续看下去，只是后来听朋友兴高采烈地讲起里面的故事，以及那种无可逃避的宿命感。电影里短短几分钟，已经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的潘多拉魔盒，释放的全都是对死亡的恐惧。
坐在车上，我开始怕另一辆车从侧面撞过来；走在路上，想象着天上掉下的大石头把我砸扁；睡在床上，我想着万一深夜失火如何逃生；看书学习时，怕突然猝死；吃饭时……我从没有这么强烈地畏惧死亡，生怕死神像夺走艾利克斯和他的朋友们的性命一样，也在不经意间给我的生命画上句点。
之前的我好像没有这么怕死。小时候看了太多的抗战剧和武侠片，里面很多“不怕死”的宣言赐予了我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很多次和小伙伴们爬到高墙上，坐在深井边，相互试探着问：“敢不敢跳下去？”答案从来都是“敢”一个字，虽然从来没跳过。
小时候不怕，因为不懂。而长大后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儿时的无知带来的无畏，在死神的长柄镰刀前立即土崩瓦解了。不仅如此，那时的无知，带来的是恐惧。
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摆脱那种宿命感和压迫感。它像一把刀，抵在我的背后，不知什么时候会刺透我的胸膛。也正是因为这把刀，让我不能停下脚步，只能一直向前走。
从武汉来北京之后，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试着像凯勒一样，把生命中未来的三天当作最最宝贵的三天，乃至最后的三天来规划和准备。于是，校园里多了这样一个身影：他背着十几本书和三盒方便面，在教学楼里一待就是一天；他一大早去图书馆排队，到晚上十点半闭馆才出来；他开始了自己的旅行计划，想着毕业前走遍全中国。
对自我的沉浸，让我在另一种紧张里找到一种对死神的解脱。虽然有时也会冒出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我知道内心那只老虎已经平静了很多。
“第二天能醒来，对我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很早以前在广州采访一位校友时，他说的话。后来，我才体会到他的意思。
有时候我问自己，面对子虚乌有的死神，到底是怕什么：怕死得难堪？怕死得痛苦？还是怕轮回？怕失去？我也说不清其中的理由。就像《死神来了》突然带给我的阴影，也是找不出原因的，如同突然被施了魔咒。
如果非要给个理由，那可能是觉得活着实在太美好了吧。就这样，我一边怕着，一边笑着；一边体味着死亡带给我的恐惧，一边感受着生活赐予我的快乐。
直到有一天，那是2011年7月的一个凌晨。写完老师布置的论文已经到了深夜，没有睡意。我打开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三傻大闹宝莱坞》，印度片，在电脑里已经存放了很久。
我觉得自己像极了电影里面的拉加。他害怕未来，手上戴着代表自己信仰的戒指，他为考试戴，为姐姐嫁妆戴，为工作戴……戒指比手指头还多。“你这么害怕明天，怎么能过好今天？”主人公兰彻责骂他。
拉加后来经历一次自杀，摔断了16根肋骨和两条腿，摔成了植物人。在好友兰彻和法汉的帮助下，才脱离了植物人的状态。获得重生的他，面对着自己最好的朋友，轻轻地摘下了手上的戒指，扔进了旁边的马桶里。
那一刻，面对着这个画面，我泪流满面。我跑到阳台上，锁上门，蹲在角落里，痛哭起来。我突然明白，那个一直束缚我的戒指——对死亡的恐惧——可以扔掉，也应该扔掉了。
两年来压抑在心里的东西终于被释放出来。开始得是这么突然，结束得也是这么偶然。渐渐地，天亮了起来，太阳照在我的身上，那么明亮，但是我模糊的双眼已经看不清。
飞机从白云机场起飞了。我从一开始的惊慌中慢慢走了出来，心里默念着伊壁鸠鲁的那句话：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只要我们还在，死亡就不在。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