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前,鞍钢宪法的诞生,让中国走在了经济民主的前沿。这一对苏联式“一长制”进行反思的管理制度,是对民主化管理的探索,在当时颇为超前。有管理学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僵化、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管理理论的挑战。这一划时代的管理制度,以“管理权”和“人的价值”为核心,对全球企业数十年来的制度变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实质内容的鞍钢宪法,作为“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成为增进企业效率和完善企业管理的关键。上世纪70年代诞生的丰田精益生产方式,其实就是脱胎于鞍钢宪法。其在鞍钢宪法理论构架上,对生产效率和方法进行了延伸,成为业内推崇的“管理圣经”。
在丰田生产方式之后,是否有更先进的管理制度来扩展经济民主的内涵呢?人性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其终极形态是什么,业内尚未统一认识,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全球趋势下,中国有望为全球企业管理理论的进化贡献力量,而拥有数量最多的中外合资企业的汽车业,则是最佳实战阵地。
中外合资企业内多种力量的博弈,构成了中国汽车业的一个独特景观。当两种力量强弱分明时,博弈的结果就是“一长制”,而当力量对等时,无休止的争斗也会引发天平的失衡。在外界看来,“宫斗”的结果不只是虐心,更让企业前景堪忧,即使有好的产品和市场战略,辉煌也只是稍纵即逝。
事实告诉我们,只有“融合”才是正道。在一个多种文化交织的企业里,唯有统一思想、协同战略,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企业——东风日产,这个创立仅10年的合资企业,经历过一次革命性的转折,那就是在2004年年底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东风日产行动纲领”的颁布。
外界曾将“东风日产行动纲领”的确立比作东风日产的“遵义会议”,而任勇也由此成为中日团队的核心人物。事实上,作为当年二汽最年轻的干部,任勇担负的重任远远要超出业内对他在企业管理上的认识。以合资企业的复杂性来看,“东风日产行动纲领”的标杆性质及其对管理学的贡献,丝毫不亚于风靡全球的丰田精益生产方式,也让我们找到了鞍钢宪法经济民主理论的重要出口。
从砸向中方人员的杯托谈起
无论是当年风神时代的野狼战略,还是今天东风日产的草莽文化,都值得所有中国企业审视借鉴。
早年的“二汽精神”和“任氏财技”创造了风神辉煌的历史,而随着2003年6月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风神汽车作为东风集团优质资产被注入东风有限成为其乘用车事业部,东风与日产的博弈正式开始。
财务出身的任勇铸造的“风神时代”无疑是成功的,它通过复杂的链条让一个小企业每年获得数千万元的利润。但东风有限并非当年的风神那么单纯,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它对东风和日产两方股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正如多年来股东方利益争斗最容易摆上汽车媒体头条一样,中外合资企业的内部矛盾,让东风日产无法独善其身。2004年,东风日产第一次陷入困境,当年销量下滑6.6%,跌出行业排名前十名之列。
2004年10月,当时负责生产的任勇当机立断,决定停产一个月,进行企业整顿。直至今日,业内对东风日产“妖魔化”的评价,就有对任勇外在儒雅、内在强势作风的论断,但事实证明,正是这次关键性的停产,拯救了东风日产。
任勇回忆,当年的10月14日,他做了一次最痛苦的报告——东风日产花都工厂的限产报告。“出于安定军心的考虑,我将限产的原因更多归结为行业的低迷导致库存压力过大,但大家心里都明白,问题并非完全在外部。一个月的停产,让公司管理层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问题。经历了挫折的中日双方都在思索探讨根源性问题。”
合资后,拿来最好的技术和车型,销量却不增反降,根源出在哪里?东风日产党委书记周先鹏不介意揭开东风日产的“家丑”,讲述了发生在2004年11月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中日双方在开会的时候,中方有个员工接电话,日方科长就拿着装茶水的塑料杯托扔了过去。“日本人比较反感开会的时候有人接打电话,但是中方管理层和员工并不太看重,觉得受到了侮辱。后来请工会出面进行沟通,日方给我们当时的员工赔礼道歉,才使得事件得以平息。”
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扔杯托事件,实质上体现出中日双方企业文化的不同。对于还处于磨合期的东风日产来讲,中日双方对同一个问题,很难站在同一个角度或立场去看待。此外,冗长的决策流程和相互制衡式的管理制度人为地降低了效率。
任勇说,停产期间,双方没有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是回到合作的原点,通过问卷、座谈等形式,收集不同层级的看法。扔杯托事件看上去很小,却很有可能是一个双方清醒地认识自身问题的转折点。
“行动纲领”背后的精神内核
如果说,在国外管理学界流行了50多年的鞍钢宪法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那么“东风日产行动纲领”更可以看作一个全球市场开放与融合的管理教材。
在外界看来,东风日产拥有的“草莽作风”,打破了中外合资企业外方过于强势的现状,也与老国企有本质不同,有点儿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民企,效率更快,行事更灵活。但事实上,正是二汽的文化传承铸就了东风日产的精神内核。我们更愿意将其定义为,这是东风人在一个中外合资企业里做自己的事业。
周先鹏说:“东风对我们意味着一份荣辱,更意味着一份责任,你只能比别人做得更好,做人上你要夹着尾巴,做事上你要比别人用心,你才能说你是东风人。”在周先鹏看来,二汽精神也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好的、优秀的文化,比如说严谨的管理,只要是对我有用的我就直接拿来。”
2005年元月,中日双方高管20人在东莞举行了两天的会议,对于东风日产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转折。经过认真的自我反思和反复沟通,会议决定尽快以建立“基本法”的方式,树立东风日产自己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具体管理方法和企业行为准则。
任勇说,东风和日产有着相同利益,双方并没有根本矛盾,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由于文化和经验的不同,导致在管理方式上出现摩擦。“中国汽车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对一个在本土运作非常优秀的企业导入国际通行管理方式,必须找出最适合的经营方法。”
从2005年3月设立负责“基本法”的事务局到2005年11月完成,整个过程长达8个月,最后“基本法”被命名为“东风日产行动纲领”。当核心文化确定后,沟通和协调就必须站在东风日产的立场,从合资公司角度来思考和解决,双方的优势被吸收到东风日产的文化肌体中。
任勇说:“制定‘东风日产行动纲领’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要经历这个过程,在不断沟通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消弭双方的摩擦,形成新的文化力量。”
“东风日产行动纲领”的创制过程是“求大同,存小异”理念的最好诠释——中日双方各取所需,中方借日产的实力弥补技术和管理的不足,日方也借助中方的平台和组织能力拓展中国市场。
“我喜欢用中国传统的太极图案来形容现在中日双方的关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又能融一个和谐的圆。”任勇说。
“高管宣言”和“鸭子理论”
在外界看来,东风日产无疑是个“异类”。在拥有现代化管理制度和全球化思维之外,总能通过不断反思来规避掉大企业可能出现的通病。事实上,在外界对东风日产的“苛责”中,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企业自始至终没有抛弃的朴实理想。
从2005年1月的东莞会议开始,东风日产每年都要举办一次高管论坛。通过卓越之道、创新之法和变革之术三大步骤,逐步形成东风日产发现问题、正视问题、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整套方法论。
与多数国企拖沓冗长的会议不同,高管论坛的讨论采用贴纸方式,一条想法一页贴纸,集思广益,提升效率。从2005年到2008年,针对中期计划达成,以及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改善问题,论坛共提出了20多项突破课题。
如果说“东风日产行动纲领”建立了东风日产的制度核心,那么2009年高管论坛上发布的“高管宣言”,则预示着东风日产管理制度的升华。
任勇说,2009年,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东风日产出现了企业文化的瓶颈,如日方完美主义与中方实用主义的冲突,以及大企业病。当年7月18日高管论坛上发布的“东风日产高管宣言”,就是为了在行动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干部和引导员工行为”。
任勇谈到:“中国有句古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公司一片大好形势的背后,也许正隐藏着牵绊我们发展的因素。当年,我们以2300万起家创业,只有创造才能生存,没有当官僚的资本,没有权力可以支配,到2009年我们已坐拥200亿资产,有些人觉得即使休息两年也风光,因此,有了个人主义、权力至上、本位主义滋生的土壤。”
上面的话后来成为东风日产流传至今的“盛世危言”。机构日益庞大,沟通时或受阻,怎样坚守做事文化、快乐文化?在任勇看来,东风日产的干部不是流程的拥有者,而是做事的推动者。组织、流程无大问题,关键是其中的人以什么态度做事。
与“盛世危言”同样著名的还有“鸭子理论”。“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你就不必把它送去做DNA检测,苦等六个月再证实它是鸭子,各位,冒个险吧,那就是只鸭子。”任勇说,“为什么要做DNA检测?因为我没有信心做决策,我不愿负责,我不愿做这件事,我不太赞成这件事,我没有信心上级会同意,先制造个难题放一放。真是这些原因,也请用简洁的方法解决,别用这种伤害员工积极性的低效率的做法,这不符合我们的做事文化、快乐文化。”
东风日产总经理松元史明表示:“‘高管宣言’中最触动我的是提倡容错文化,建立自由豁达的沟通气氛。希望通过提倡从自由豁达的角度看问题的氛围和不输给权威主义的过程来实现东风日产的无限可能性。”
当松元史明和任勇在东风日产年度晚会上穿着小天鹅服跳芭蕾的时候,当松元史明面对所有员工高喊“我们不卖切糕,不坑爹”时,外界有些看不懂,企业高管在员工面前“卖萌”意欲何为。但只有东风日产的员工知道,这是松元总和任总在践行做事文化、快乐文化,身体力行地反对苛责文化和权威主义,将自己放在了员工的位置上。
任勇说,他看到工人家属的小孩将“东风日产”四个字写在自己的玩具车上,这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朴实理想,东风日产需要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