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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1万字，脚注占了10万字，正文仅有1万字！”
当张保生在今天举办的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抛出这组数字时，整个会场一片哑然。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以法学界著名论文《世界贸易宪法》为样本得出了上述的字数统计，他因此判断：该文的原创内容仅有9%，“可能还不到，因为正文或许也有引用他人的话”。
相应地，大量评审经验告诉他，国内论文的正文比例却有“91%”之多，“脚注有9%就不错了”。正如现场一位科学家所言，“国内一篇11万字的博士论文，正文只有1万字的话根本毕不了业。”
张保生作了进一步的对比：根据2008年社科统计年报统计，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每年发表论文30多万篇，约30亿字。他发现，若以美国学者9%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顶多2.7亿字的创新思想；若以我国学者91%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来看，则应有27.3亿字的“原创性”思想。
如此说来，中国学者的原创思想应比美国学者“多10倍还不止！”然而，张保生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数量带给我们的期待，和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实际地位是天壤之别。”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认同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创新成果绝不能只看原创文字的比重，9%原创的论文并非就没有创新，反之，完全没有引用的论文也并非就真的是创新。
这对在数量上已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论文来说，不失为一个“响亮的耳光”。
今年4月，中国青年报有报道称，占据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半壁江山的高校社科学报，其论文产出数量和相应的影响力却不成正比，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为0.1102，是全部学术期刊平均影响因子0.2227的49.5%。
大学学报，这个中国论文的高产地，也随即被专家讥称为“最大的垃圾产地”。
这样的说法引起包括张保生在内与会者的兴趣。有专家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很可能是因为，这个“91%”的大数据“有猫儿腻”。张保生告诉记者，“中国的一些人文社科论文就是我抄你，你抄我，抄的多了就不知道是谁写的了，有的论文其实可以直接从印刷厂运到垃圾场”。
那么，如何破解“论文数量第一”却“多是学术垃圾”这一尴尬现象？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一旦发现那些既有认定的学术不端行为，就拿出“惩罚”的法律和制度武器。但在与会专家看来，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法子。
张保生披露，2012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共组织审查学位论文2564篇，查出195篇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剽窃，占全部审查论文总数的7.6%。最终，该校共有19人被取消学位申请资格。但张保生随即发现，下一轮的抄袭剽窃之风已经跟上来，“这样的惩处并不能杜绝学术不端现象，毕竟，有更大的利益在吸引他们。”
于是，有人想到了评价问题。一位科学家打了这么个比方：就像大禹治水一样，最有效的法子还是疏而不是堵。而对科研人员来说，“堵”是惩罚，“疏”则是从根本上改变针对科研成果、科研人员的考核认定，即评价体系的方向。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此前也不乏有人诟病社科学报考核是一种行政化的评价方式，“只看论文数量、SSCI引用”等等。但是，究竟如何“疏导”却鲜有人做专门的论述。
张保生提出了当前存在的两种主流说法——取消论和改革论。前者指的是要治理学术腐败，就应彻底取消由政府参与学术评价活动的办法，包括取消人文社科方面的政府项目、政府评奖、核心刊物。后者则针对前者忽略的两个问题做出这样的论述：一是只要评价机构有权力，不论是政府还是NGO，都会受利益集团劫持；二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较低、在一定时期内还需要政府扶持，政府的全面退出可能会制约学术事业的发展。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很显然支持改革论。他明确地给出了两个建议：一是“重奖科研论文、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二是“博士期间到毕业后1年内没有规定影响因子论文学位作废”，尤其是后者，他举了个例子——
一位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审告诉王小凡，在评审一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时，他发现论文中的结果不可信，可能有造假成分，于是就将自己的意见写在审稿人评论中，并告诉了期刊编辑。期刊在拒稿的同时也向作者指出了这一问题。然而几天之后，这位编审又收到另一期刊寄来评审的同样文章，内容一点儿都没有改！
“如此明目张胆！”王小凡听后哭笑不得，但他后来了解到，“这都是给逼急了，一定要在有影响的期刊发表，这样学位才能保住。”但是，“这种考核环境怎么会不出造假的东西呢？”
针对这一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鹿明带来了一个“得到过一定验证”的评价体系：柔性考核机制，不规定硬性考核指标；不追求科研成果数量，鼓励产出高水平原创性成果。
鹿明曾担任该校人事师资处处长，那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并不会像其他学校的师资处处长那样到处‘追债’”。她说，该校对科研人员每年应该争取多少科研项目和经费、发表多少科研论文、取得多少发明专利等等，一概不提硬性指标，对一年一度的考核也不作具体要求，只是要求进行3～5年的阶段性工作汇报，“我们对三年五载没有大成果的老师都是能容忍的”。
这种容忍带来的结果是：1999年以来，该校共有40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位居全国理学类高校第一，而在2011年发布的全球最活跃的100名化学家名单中，有12位华人科学家入选，其中6位是就该校校友。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则从历史的角度作出一个相对冷静的分析：上世纪80年代，国内高校更多地处在“突破”阶段，追求的是数量，更多地保证研究成果的国际表达即发表SCI论文；在本世纪的前10年则是“提升”阶段，追求的是质量，开始寻求那些高影响因子、高引用数等高端论文的发表；目前及今后则是“跨越”阶段，追求的是内涵，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要一步步来，终会突破这个量大质轻的阶段，但要给这个突破提速的话，评价这个坎儿必须迈过去。”潘毅说。
事实上，即便是像杜克大学这样的世界级名校，也曾爆出过Anil Potti“因实验结果得不到重复导致其论文连续被撤回”的学术不端事件。但在王小凡看来，大学需要做的恰恰是“不要惧怕问题”。他说，杜克大学医学院在Potti事件后随即修订了新的科研诚信管理条例，“只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没大问题，如此，也不会被社会舆论乃至浮躁的社会功利牵着鼻子走。”
张保生也认同这一点，他说：“很多人问究竟什么是科学道德，大学的科学道德又是什么？在我看来，只向真理低头就是大学的科学道德！”
本报贵阳5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