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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笔者第一次看到《新视点》时，就觉得这是一份特立独行的报纸。作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报，其头版新闻竟然是《消失的高架桥》——一篇关于武大门前高架桥修建这一公共议题的调查性报道，全文4000多字。那是2009年的第5期报纸，八个版面中没有一篇有关学院新闻的通讯稿，除评论外，没有一篇稿子少于3000字。
这是一份非典型院报。在2010年招新宣传时，09级的杨雯告诉新生们，《新视点》是做深度报道的。
曾经的《新视点》与其他院的院报并无区别，只报道一些院领导出行的通讯、消息。这样一份每月出版、印2000份、免费派发的报纸，可以想见，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看。而这种新闻，新闻学院的学生，也并不愿意做。
新视点人也在慢慢争取，争取做有价值的新闻。开始是一两个版变成自己愿意采写的内容，例如2006年第1期的《新视点》中就出现了调查性报道“每月五度的用电额度是否合理”。虽然，当期的头版头条仍是“我院协办CCTV奥运会电视主持人选拔赛”这类的“官样文章”。
再后来，经过06、07级《新视点》记者们的不断努力和教师们的大力扶持，《新视点》最终成为可以写自己真正想写的纯正的新闻平台，不再通篇都是“学院领导出席某某会议”、“学校组织某某活动”。
经常被“毙稿”，但很多稿件还是很“幸运”地刊发出来
显然，转型后的《新视点》新闻操作起来免不了遇到各种困难，包括一次次去校保卫部碰壁，或者去职能部门采访了半天却只收获只言片语。稿件被毙稿是常事儿，实在没办法还开过“天窗”。
说到开“天窗”那期，2010级主编李晨琛感到很冤。“其实那个选题没什么，就是涉及一些知识产权的事儿，学校刚和人家签了协议，说是不让透露给任何媒体。”
甚至，连问到这个理由也并不容易：李晨琛天天跑校团委去磨，最后团委老师无可奈何，才透露给他的。
这个理由很大，也没什么讨价还价空间。最后一篇稿子砍了快三分之一，剩下的版面怎么办？大伙儿一寻思，那就干脆开“天窗”好了。
虽然开了一块儿“天窗”，好歹还登了一部分。而有些选题根本就不让刊发。武大牌坊拆除事件就是这类没法刊发的稿件。
2012年10月，武汉大学为了迎接校庆，拆了正门的牌坊。《新视点》的初稿写成之后，由10级主编李晨琛送给院里一位团委老师审稿。“不是那种一点不顺眼就砍稿子的老师，应该说相对宽松，”顿了顿，李晨琛又特意强调一句：“只能说是‘相对’宽松。”
但是这个选题显然不属于可以宽松对待的。“审稿的老师当时就说不要做了，因为这个题敏感。然后我就磨她，其实她这个人还挺好说话的。后来吧，她就说你们再去和宣传部说情况，她也给那边打招呼。”李晨琛有点意外于老师能够出面帮忙。
宣传部给出的要求是“凡是涉及校长讲话的就不要写”。这篇稿件的作者之一，2011级的毕文丽说。
不过，虽然有团委老师帮忙打招呼，但是经过修改的稿子仍被毙掉，这回的理由很简单：这个题材比较敏感，不让写。
这时候早就过了原定截稿日期，最后只得临时用摄影版凑版。
同一期的报纸中，还有一篇关于校徽争议的稿子“不那么敏感”。几易其稿后，最后幸运地通过审核，发了出来。
李晨琛说，其实一开始在选题会上，这些选题就被认为是有“被毙”的危险，不过很多人觉得它们比较有新闻点，所以还是坚持做下来了。
突发事件——去什邡采访
2012年暑假，四川省什邡市突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一些群众因反对什邡市动工建设钼铜项目集会抗议，引发警民冲突，致多人受伤。从校园媒体的角度讲，这似乎和《新视点》关系不大，但偏偏，《新视点》是特殊的一个——新视点人要到新闻现场。
什邡事件发生在2012年7月1日，这天，《新视点》2011级的记者郭耀新刚放假，从武汉坐飞机回家乡成都。
郭耀新这时就做了去什邡采访的打算。“当时也没有一个采访提纲，”郭耀新谈及他的第一次外地采访时说，“《新视点》不一定光做校内新闻，校外的大事也可以去。正好我也在成都，有条件去，去看看什么情况。”
“感觉，有一点点兴奋，想去听到一些、看见一些新的东西，了解一些新的东西。” 郭耀新到什邡后，并没有看见微博上提到的混乱景象，“就是市政府前面有武警”。
在市政府这边，郭耀新看到一位市政府领导似乎在安抚群众，“那好像是个副市长，给老百姓说之前抓的人已经放了，有公告的。该抓的人，人数都公布了，都是按规矩行事的。”
“这位市领导还说如果想和他继续谈一下，可以到他办公室去。”这时，郭耀新提出自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记者，想要采访他，“他就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说你去找市委宣传部”。
市委门前还是围着很多人。郭耀新注意到一个细节，市委门前本来摆着很多花盆，这时候却已经把花盆扔光了。
可惜，郭耀新在市委的采访一无所获，只采访到了事件当时的目击群众。
按照郭耀新的想法，他在微博上联系了最先曝料的几个学生，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不愿接受采访。“我在微博上问‘在不在啊’，他回答说‘在’；我再问‘能不能谈一下啊’，就不说话了。”郭耀新对此比较无奈。
从什邡回成都后隔了两天，郭耀新又一次来到什邡，希望能找到学生采访。虽然最后没找到学生，但这次采访经历还是得到了不少新视点人的肯定。
郭耀新的同伴们也不乏此类之举：2008年汶川地震后，学校考虑到安全问题，不赞成学生去灾区，而《新视点》记者还是偷偷地去了第一线采访，稿子最终刊出；2009年国庆60周年，《新视点》记者去北京采访了国庆阅兵方阵的学生。
甚至对于明知道很难成稿的事件，像武大门口的炸弹案、东湖浮尸等，新视点人也没缺少“围观”的热情。
《新视点》自己的奖学金
李晨琛成为2010级主编时，不过才进入《新视点》半年，而10级的其他同学大多已经在《新视点》呆了一年了。之所以大伙儿选择李晨琛，也许是因为他看起来是这一级中最靠谱的学生之一。
2011年10月的一天，李晨琛接任主编后不久，就被《新视点》中几个更高年级的“资深记者”叫去吃饭。在饭桌上，李晨琛得知了新视点奖学金的初步构想。这时候，08级的刘星正读大四下学期。并不准备读研的他开始了新视点奖学金的计划，这也是刘星在大学里最后一件大事儿。
尽管这么一份“自娱自乐”的报纸并不能给成员带来什么实质上的好处——除了做新闻的乐趣。而资深新视点人觉得，有必要每年对《新视点》的好稿做些奖励，然后想到了做一份儿自己的奖学金。为此，刘星和即将毕业的新视点人各处奔忙，最后架起了新视点基金会的框架——由基金会负责奖学金的运作。
《新视点》毕业生和院里的几位老师成为了新视点基金会的出资人，他们每人每年平均出200元。基金中二分之一作为奖学金发放，其余的，四分之一做储备资金，备不时之需；剩下四分之一的用途由当届编委会决定，但要给出资人说明每笔钱的使用情况。
延续了《新视点》的“专业导向”，刘星们也花了不少心思请到了一些重量级评委，除新闻院的单波、纪莉等老师外，还包括媒体界的知名记者编辑。当然，其中也包括已经在媒体工作的早期《新视点》记者们，他们在评委名单中称为“《新视点》资深记者”。
这些人共同评出新视点奖学金的一二三等奖，而且还要为每一篇参选稿件打分并写一段评语——对于《新视点》的学生记者们来说，这些来自业界的专业评价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分数决定了奖金的归属。
2011年的第一届新视点奖学金一共发出了2000元，到了2012年的第二届，又增加了400元的评论奖。
这其中，一等奖有1000元奖金——这俨然是个不小的数目，即使不在食堂吃，也够吃很长时间的了。不过按照《新视点》的传统，获奖者当然要请客了——第二届《新视点》评论奖获奖者之一，黎金鑫的奖金到手还没捂热，当天晚上就被大伙儿吃掉了。
《新视点》一直有评报会后跑去广八路——武大周边的一条小吃街——吃宵夜的习惯，这似乎已经成了《新视点》的一种传承。很多时候，关于稿子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进行，中间夹着各种豪言壮语和吐槽。
记不得是谁曾在酒桌上提到，将来的新视点奖学金要拿得比8000元的国家级奖学金还多。
然后是一片笑声。
